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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红 10月16日长沙报道 中部崛起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背景下展开的，因而要以务实的态度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这是专家们在“中部崛起”财政政策高级研讨会上提出的观点。
这次研讨会于10月15-16日在长沙召开，会议由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财政学会主办，中国经济时报社协办，来自财政部、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亚洲开发银行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中部六省财政部门派员出席了会议。
湖南省财政厅总经济师欧阳煌作主题发言时说，中部六省以占全国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28.1%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3.5%的GDP在中国地域分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部地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资源优势和产品优势突出、工业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同时又面临“四大瓶颈”：一是传统农业特征明显，农业产业化程度低；二是基础产业比重大，工业发展差距大；三是城镇化进展缓慢，城市辐射带动能力有限；四是对外开放度明显偏低，招商引资能力不强。
欧阳煌提出，中部崛起的关键是助推“四化”，即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而财政作为宏观调控和配置公共资源的重要手段，必须立足全局，积极施为，不断创新财政政策措施，助推中部地区突破瓶颈，积聚优势、释放潜能、带活全盘，实现中部崛起。他就此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创新财政支农政策，夯实中部崛起的基石。鉴于中部地区农业在我国的重要地位和中部地区财政的现实困难，建议中央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三奖一补”资金规模；优先布局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和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二)支持新型工业化。建议中央设立中部地区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中部地区产业开发；比照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研究制定支持中部地区产业、企业发展的财政政策。(三)财政要支持中心城市群做活，中小城市做大做强，小城镇做精做美。建议中央扩大世行贷款、外国政府贷款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投入规模。(四)利用财税杠杆的支持和导向功能，加快区域开放，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加快产业开放和贸易开放。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高培勇提出，中部崛起是在三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一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公共财政建设，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基于这三个背景，中央对中部崛起的支持，恐怕更多的不是在给多少钱上，而是提供制度保障上。他认为，谋划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一要立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抓住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这条主线，争取中央的支持；二要立足于公共服务均等的理念，使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覆盖中西部；三要立足于转变观念，加快改革，寻求中央在制度建设上的支持。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苏明提出，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家应加大国债投资和财政预算安排对中部地区的倾斜力度，而且这两项都应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财政体制供给方面，国家应给中部地区以必要安排，对现行的税收返还、专项拨款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做法进行改革完善。
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提出，制约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市发育不良、城镇化水平低、县乡自我发展能力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比较效益低、制造业尚未成为主要支柱等。他认为，财政政策应针对这些问题提供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提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未来5年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将对中部崛起战略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根据五中全会精神，中部崛起应注意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内需与外需、内资与外资、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的关系。对中部地区来说，不存在外贸依存度过高、外资过多的问题，应继续积极吸引外资，推动外向型经济。在招商引资时，应一视同仁，不能吸引了外资却伤害了内资，引来了外地企业却挫伤了本地企业。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作为的关系。政府应重在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能参与竞争。中部地区政府要继续推动思想解放，继续承担起推销本地资源、企业、产品的责任。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中部地区要充分发挥和利用后发优势，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老路。四是区内合作与区外合作的关系。中部地区经济结构相近，经济互补性不强，谋划中部崛起应眼睛向外，向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区寻求产业梯度转移、劳务等经济合作。
中部其他五省的财政界代表也在会上发表了看法，提交了有关调研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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