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城市金融生态排序 社科院初绘金融清明上河图

　　本报记者 吴雨珊 北京报道

　　一项“刺激性”排名

　　中国金融市场的剧烈改革如火如荼之时，一份采用大规模数据收集、变量剥离、回归分析等计量经济学手段刻画中国金融生态脉络的报告悄然出台。该报告名为《中国城市金融 生态环境评价》。这种类型的报告在中国尚属首次。

　　金融生态的概念最早由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他希望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等改进金融生态环境的途径来支持和推动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和发展。而课题组也正是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我们对29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进行了排名，然后对其中50家大中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排名，这已经足够刺激了。”该报告课题的负责人、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对记者说。该课题组由16位学者组成，包括王国刚、刘熠辉等著名学者。

　　由于涉及到诸多地区大量的金融资产内部数据，该报告需要得到中央银行的配合。去年9月，报告课题组在央行调查统计司、金融市场司及研究局等相关部门的协调下，取得全国291个地级市的信贷质量、结构以及当地经济、金融发展等数据，并在央行的调查通道内，对50个城市的区域经济、金融、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若干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

　　9月，央行三司两局�金融市场司、货币政策司、调查统计司、金融稳定局、金融研究局　专门组织了一个由

财政部、国税总局等部委约20人的班子进行验收。

　　课题组的评价成果包括三项，一是根据291个城市的金融资产质量指标，包括银行部门的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以及表外业务的质量，得出他们金融资产质量综合状况的分值，并排出顺序。

　　二是对50个大中城市的区域经济、金融、司法、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等等若干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对其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排名。

　　李扬介绍说：“如果说前面一项排名是果，是对当前金融资产质量现实状况的反映，那么这项排名就是因，是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的回答。” 比方说，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各区域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能相差10倍以上，而各地区之间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巨大正是其根本原因。

　　此外，课题组还对四大直辖市、一些中西部城市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简要评价。得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结论。如金融犯罪同金融生态的好坏没有相关度。李扬说，“犯罪多并不意味着金融环境差。换句话说，不怕出事，怕的是出了事得不到公正的解决。”他以浙江为例，浙江的金融类案件不少，但它在各项排名都靠前。

　　虽然记者并没有完全拿到报告各项排名结果，但记者获悉，上海在多项排名中名列第一，北京、深圳等城市位居前列。除了在城市之间进行排名，其他排名还包括东部、中部、西部之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区之间。其中，东部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排名居首。

　　“虽然只是学术机构做的排名，但它毕竟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可能会影响到一个城市的形象，也不排除日后对地方政府债券的等级产生影响。”一位业内人士如是说。

　　金融坏账源自“非金融”领域

　　剥离、剥离、再剥离，自1998年以来，国有银行的改革就充斥着一次又一次的不良资产剥离，但不良资产总是剥离不尽，如同韭菜般重生。

　　于是，一个重大的命题浮出来：制造不良资产的动力机制并非出自银行自身，而是同整个金融生态环境有关？尤其是法制约束和政府诚信。

　　李扬带领的课题组首次根据法制环境、地方政府诚信、社会诚信文化等9类非金融指标对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并与基于金融指标的分析进行了印证。分析显示，2003年，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可归因于金融生态环境者为72.7%，2004年为77.2%。换言之，由于法制不完备、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给银行造成的“冤枉债”占比接近8成。这与

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相当接近。

　　人民银行曾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历史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发现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安排的关、停、并、转等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

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则占全部不良贷款的20%。

　　在报告的贡献度指标里，法制环境的贡献度最高，这意味着法律制度的供应对不良资产的纠正最为重要。李扬感慨道：“现在我们的立法思想还是杨白劳式的，总觉得为富不仁，认为欠债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同情。”在缺乏法律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作为债权人的金融机构就显得极其被动。

　　除了法制环境之外，地区间经济基础的不平衡，地方金融的发达(对应的是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管制的削弱)以及金融部门独立性和诚信文化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5项合起来对金融坏帐的影响度高达75%。

　　而每一个因素又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或体制背景。以地区经济基础为例，李扬表示，一些银行的不良资产源于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动企业逃废债，而这又有更深层次的体制性原因——目前约有三分之二的县处于财政赤字状态，要办事又没钱，只好在国有银行身上动脑筋。

　　报告表明，举凡法治不完善、计划与行政的不当干预、各类不合金融规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参与和干预，以及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或强或弱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制定我国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战略时，不仅要加强金融部门自身的改革，也应改善那些作为金融部门服务对象同时也构成其生存条件的各类非金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