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冰和她的农民协会

　　本报记者 房煜 永济报道

　　山西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的会议总是在歌声中开始，这是郑冰带给大家的习惯。

　　国庆节前的一个下午，近百人坐在小马扎上，37岁的郑冰站在前面。两位村民被推选出来唱歌，一首是《这个人就是娘》，一首是《老鼠爱大米》，俨然一场联欢会。不过， 在歌声之后，大家讨论的却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如何开展建设农村生态园的工作。

　　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2004年6月7日在永济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有会员3800多名。其主要领导者郑冰，蒲州镇寨子村人，曾经是一名教师，后辞职，与家人一起经营一个卖化肥农药的科技服务中心。现在，她和她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农民协会，正引起外界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个组织已经为当地农村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学习型农村

　　提起《这个人就是娘》这首歌，郑冰说：“这首歌可有来历。”

　　从2001年开始，郑冰就带领村里的妇女搞一些跳舞之类的文娱活动，很受欢迎。“妇女活动中心”也在当年成立。但是不久她就发现，村里的妇女业余生活丰富了，可“思想意识觉悟”并没有变化，有一天村里还发生了媳妇打婆婆的事件。郑冰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了。

　　碰巧，郑冰在电视里听到了《这个人就是娘》这首歌。“这首歌真好！”她赶快记下了

歌词，然后教大家唱。并对大家说：“我们在家里，对公公婆婆叫什么，不也是叫爸叫妈吗？没有他们辛辛苦苦的拉扯孩子大，哪有你们家那口子？能尊敬自己的爹妈，怎么不能尊敬对方的爹妈呢？！”

　　郑冰还借鉴大学生辩论会的形式，开展了当地农村妇女的第一场辩论赛，题目就是“婆媳闹矛盾，谁的责任大”。

　　许多村民对这个辩题记忆犹新。郑冰认为，“这是我们学习活动的开始。”

　　那些参加辩论会的村民，都希望自己的发言能显得不那么“土”，有水平。但是，以前没什么积累，怎么办呢？跟郑冰一说，郑冰有了新点子：念报纸！

　　郑冰将报纸上的内容打印出来，让参加学习的村民一人念一段，而且要用普通话念。一来二去，参加学习的村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辩论赛也红红活火的一场接一场搞着，“生男好，还是生女好”这样的话题也被拿来做了辩题。

　　由村民提供的房屋改造成了学习室，布置得像学校课堂一般。教过13年书的郑冰，一不留神就把学校的做法带来了。在图书室，记者看到了学生作业般整齐的村民学习笔记。

　　在村民的学习笔记旁，记者看到几份试卷样的东西。这是郑冰为村民编写的学习习题，其中一道问答题是：“学习中央‘一号文件’对你有没有好处？结合实例，举例说明。”而答案就在背面。村民说，不会了就翻过来看一眼，就是为了让大家多些知识。

　　说起组织农民学习中央“一号文件”，郑冰感触颇深。

　　了解到“一号文件”的内容后，郑冰很是兴奋，打印了很多份发给经常参加活动的村民，过了几天，她问大家看了没有，结果，发下的东西很多已经找不到了。

　　郑冰又重印了一些，并组织大家进行学习，讲国家政策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实际影响。那些材料用纸轻薄易碎，印刷质量有限，却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一座桥梁。

　　于是，在一场名为“发展农村主要靠党的富农政策(正方)还是靠农民素质提高(反方)”的辩论会中，正方说道：“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5年内会取消农业税，建立对粮农的直接补贴政策，今年不是对种小麦、玉米的粮农按面积给予一定补贴吗？”反方则说：“奖励补贴不是提高的根本办法，关键在转变观念”——双方辩得不亦乐乎。

　　农民开始学习了，却有干部感到奇怪，一位当地干部问郑冰：“我们都看不懂，你们农民学‘一号文件’干吗？”郑冰反问：“‘一号文件’是关于三农问题的，农民为什么不能学？”

　　在很多人眼里，学习了解国家政策是干部的事，因为干部是政策的执行者，而农民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渐渐地，多数农民也已习惯了这种被动的角色。郑冰认为，农民对政府的依赖性比城镇居民要更大些。他们乐于接受有利的政策，却疏于反思自身的角色。当永济市有关领导表示要为农民合作经济提供资金支持时，村里很多人高兴地说：“有钱分了。”郑冰问：“这钱做什么？怎么用？”立刻没人吭声了。

　　农民的合作

　　记者初到农民协会时，问，谁是郑冰？郑冰从一旁上前一步说：“我就是。”随后指了指身旁一中年男子说，“这是我们的无名英雄”。那男子站起身憨憨一笑，赶忙向外走。后来记者得知，此人是农民协会会长谢福政，郑冰的丈夫。

　　郑冰的职务是副会长。副会长一共20位，18位为女性。

　　“工作做起来你就会发现农村的人才很多，只不过以前都把才能用在吵架上了。”郑冰说。

　　作为女同胞，郑冰最得意的就是将一些农村家庭妇女带成了业务骨干。她特别向记者推荐了李金绒。这位身着一身蓝色运动服的中年女子，以前见生人都很少说话，如今却是农民协会下属的粮农经济合作社主任。

　　郑冰起初认为，只要大家的素质提高了，农村的事也就好办了。但是现实很快告诉她，问题没这么简单。

　　永济周边盛产芦笋，销售好坏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近几年，城里收购芦笋的几家大公司结成了联盟，中间收购商也按照联盟的定价向农民收购。由于价格较低，影响了农民的利益，市政府很着急，专门成立了芦笋办公室，不过，在市场机制下，政府的协调已不起决定作用。

　　郑冰意识到，面对新的形势，仅仅靠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是不够的，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并不能改变农业经济“散兵游勇”的现状。

　　郑冰想，自己还能为当地农民做些什么呢？

　　郑冰的父亲，过去是供销合作社的主任。这位供销合作社主任的女儿，自称对父亲那个时代的经济组织了解不多，却继承了“合作”这两个字。

　　郑冰在寨子村搞起了经济合作社，利用剩余劳动力组织了一个纺织工艺品生产小组和一个蒸馍作坊，后者已经产生了效益。然后，她又集中了102户的380亩土地，规划了小麦良种试验基地，统一种西北农大的新品种，据说每亩可以增产200多斤。

　　在农民协会的会议上，郑冰强调，种小麦不要光想着卖，要走深加工的路，“要像经营工厂一样经营土地，这样赚的不是一毛两毛，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产业。”

　　为了贯彻“合作”的理念，2004年11月，农民协会兴办了注册后的第一个实业项目——寨子村涂料厂。建厂资本金采取了会员入股的形式，共300股，每股300元。当有人要求控股的时候，郑冰较真起来，说：“我们学了半天什么叫股份合作制，看来还是基本概念没有搞懂。”她对要求控股的人说，“如果你有钱，可以去搞独资企业。”

　　郑冰又显示出她理想化的一面，提出向村里12户智障、残疾、特困户每户赠一股，资金从协会经费里出。尽管遭到众人反对，但郑冰还是力排众议，将这个主张实施到底。按照郑冰的设想，所谓赠股就是这些特困户虽然没有实际出资，但分红时享受其收益。但是，按照股权平等的原则，任一股权都不仅享受权利，且承担义务，即对企业债务有按份的偿还责任，届时，债权人未必因为特困户是受赠股份而让他们当然免责，郑冰实际也不能保证在未来的经营中只有盈利而不发生债务。记者问郑冰，假如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郑冰想了一会儿，说：“或许这样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但这些都是自己人，如果同村人都不爱护自己人，也就没人管了。”

　　郑冰不断遇到类似的问题。在农民协会的大会上，郑冰和会员仔细探讨了她的下一个重要构想：建一个大型生态园。选10块田，共100亩土地，每块田各选种一个农作物。按照生态模式选苗施肥用料，让大家推选的种植能手带领几个人种植。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解决土地从何而来的问题。郑冰同样采取了股份合作模式，只不过，这次是要用土地入股。

　　阻力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村里有位黄姓老汉，是接受赠股的12户特困户居民之一，他在紧邻黄河滩的位置有一小块土地。按照郑冰的设想，把这块土地纳入生态园是天大的好事，但是黄老汉不这么想，他不愿意用这块土地入股生态园。

　　“一定要说服他，必须让他入股。和他讲清楚，这个土地权利是他的，别人拿不走。”郑冰在会上说。但黄老汉并没有来参加会议。

　　记者问郑冰，为何一定要让这位老汉加入。郑冰说，这老汉家里特别困难，加入生态园对他是脱贫的好机会。

　　“有人说我太武断，可能吧。”郑冰笑着说。

　　“越界”的民间组织？

　　农民协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其“势力”已经扩展到2乡35村，其所做的事情，也从一开始的文娱教育活动发展到经济实体活动。那么，村委会还做什么？

　　在当地，由于农民协会的活动已涉及到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很多人想不起还有村委会的存在。加之农业税的减免，村干部的事情少了许多，村委会几乎被忽略不计了。“只要他们想做事，还是有很多事可以做。”有村民对记者说。

　　郑冰认为，农民协会和村委会的关系并不矛盾，民间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来说是帮助政府做好农民工作。她认为，有些地方之所以村委会工作开展不好，村干部与群众关系比较紧张，也与村民对政府的依赖与期待有关，当期待不能实现，愿望不能满足，就会转化为不满，进而形成某种对立情绪。

　　“我们应当理解转型期的政府，不能大事小事都极端化。”郑冰说。

　　郑冰还提到，在南京举行的一次有关NGO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研讨会上，她明确表示不赞同有些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的批评倾向。当时，中科院院士康晓光对此表示赞同。

　　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康晓光院士。康认为，政府和民间组织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积极互动是最有益的。“政府的特点在于它的社会需求刚性，需要强制的税收，来保证它有能力为社会提供庞大而稳定的服务。民间组织在资金来源上弱于政府，但有其灵活性，不必因为自己做到而政府想做但没来得及做的事情批评政府。”康晓光说。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郑冰的农民协会将走向何方？这一模式有无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农民协会在永济的发展还算迅速，原因有很多，比如当地领导的尽力支持等等。但郑冰的组织才能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不少人认为，没有郑冰，就没有农民协会的今天，这种具有强烈个人特质的组织，不容易简单复制。

　　但郑冰本人不这么看，她坚持认为，农民的潜力很大，只要有人肯去挖掘，就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康晓光认为，永济的农民协会的发展，70%应归功于郑冰的存在，但这不意味着绝对不可以被借鉴，因为其代表了一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