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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价格申报与运作企业上市一样，都需要准备大量的材料，有关部门审批通过之后就可以按照自行的报价进行销售。”谭森说，药品研制和生产过程的技术很强，但药价申报和核准的要求并不高，“财会专业的中专毕业生就足够了”。
今年33岁的谭森毕业于四川省某财会专科学校，早年供职于成都市一家名气不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主要工作是帮助一些企业审核、调整其财务报表，期间还参与了三家公司上市
材料的筹备，在“做”企业的财务报表方面具有较高的实战经验，“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2002年初，谭森应邀回到老家四川省某地级市，担任了某制药厂的总经济师，这一年薪二十万元的职位并非因为他是财会专业人士，而是基于一个人所共知的“秘密”——谭森的姑父是当地物价局副局长。
自此，谭森摇身变为一名医药界人士，但三年来，他呆在药厂的时间不足三个月，不仅对新药的研制进程、生产配方、包装设计等知之寥寥，甚至在全厂100多名职工中，他能叫出名字也只有20余人。
实际上，谭森几乎有一半的时间耗在市物价局里，不仅要及时了解物价政策的变动情况，而且还要时常向物价局工作人员请教有关的应对办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药厂的价格申报更妥帖、科学和快捷。
由于常常“朝九晚五”地去物价局“上班”，谭森很快同物价局价格处的处长、科长以及一般办事员成了“知根知底”的朋友，在当地医药圈中，谭森甚至被称为“谭专员”。
但谭森却以“时势造英雄”来形容自己在医药行业的境遇。他进入这个行业前后的那几年，中国医保支出占有全国药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由7%一路攀升至49%，众多医保定点医院因此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因此医院更为青睐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的药品，而这些又恰恰属于政府定价范围。为此，谭森所在的药厂迅速将生产重心转向医保用药，但物价部门并未顺畅地核准这些药品的价格，不仅贻误了商机，偏低的价格也让医药公司和医院失去了“推销”的积极性。
但自谭森到来之后，药厂的《政府定价药品价格申报表》中，“企业申报价”与“核定零售价”往往一致，不仅如此，“单独定价”的申请也从未被否决过，这让生产同类药品的厂家十分艳羡。
所谓“单独定价”，是指“有效性、安全性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同种药品的生产经营企业”，对某一“名优药品”提出特别申请，以在价格上与普通药品拉开差价，“往往是将降价后的通用药品改变剂型、含量、包装、规格等办法重新上市，以达到重新定价的目的”，谭森说，这不仅可以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药价，还顺利地绕过了强制降价造成的障碍。
除了疏通物价部门之外，谭森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时常联络当地医药公司、大医院以及医学院的药学教授们，不仅可以及时得到他们对于某一种药品价格的暗示信息，而且一旦要召集药价审批前的论证会，与会各方也很容易达成一致意见。
“这些人跟我一样，根本不熟悉药品的研制和生产过程，怎么可能知道药品的成本？”谭森说，实际上参加论证会的专家主要是就药品的化学成分和疗效提出意见，对于财务报表之类的材料却往往一言不发，“在企业负债率、折旧率、现金流等方面，他们大都是外行”。
针对这一情况，国家有关部门又要求按“社会平均成本”来衡量某一药品的生产成本，但在谭森看来，生产同类药品的不同企业因技术水平、设备工艺、销售额度等不同，生产成本也各不相同，“绝大多数企业对外公布的生产成本都有水分，社会平均成本很难计算”，谭森说，尤其是那些以“新药”名义申报的药品，尚无参照价格，因此仍以企业申报的数据为准。
“申报药价同申请贷款一样，都需提交药厂的财务报表，但这两份报表却截然不同。”谭森说，如果办理贷款，他就得将主要原料、辅料、包装材料、能耗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率等数字调低，更为重要的是，几种“新药”的市场前景和赢利预期必须“描述得非常乐观”。但在谭森准备报送物价局的《药品价格核算表》中，原料价格、人员工资、燃料动力、销售费用(主要是广告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等都统统调高，而“本年预计销量”则必须估低一些，“这样单位药品的分摊成本增大，企业利润偏低，提高药价也就顺理成章了。”
由于为国有企业，谭森所在的药厂在申报价格时往往会有一些优越之处，比如行业领导可能出面打招呼，从而审批更为快捷，药价也略高于当地其他药厂的同类药品，“这实际上也相当于‘单独定价’了。”
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申报的成本有所减少。或在药价审批通过之后，或在逢年过节时，谭森会给有关人员送去三五千元一张的购物券，“这比现金实物安全，同时厂里开出来的帐目是‘办公费用’，连同吃饭唱歌等费用一起，都计入药品的成本之中”。
“毫无疑问，药品成本中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挤出水分的，但这些花销又确是为了药厂的生存发展。”谭森说，比如销售费用，在其他药厂都预留了很大一部分的情况下，如果你定得较低，谁还会为你卖药呢？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就是，当地政府也倾向于制定“保护性”的药价，尤其对于谭森他们这些区域性制药企业而言，以高价“密切”同当地医院的关系，从而巩固本地市场。而外地药品要进入本地，如果本地生产同类药品，物价部门在办理“省外生产药品价格公示手续”时会稍稍调低，如果是本地没有生产的药品，则会维持先前核定的价格或者略有提高，这对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不无裨益。
对于“药品是一个暴利行业”的说法，谭森较为赞同，但如果说“药厂富得流油”，他会显得异常激动。事实上，为了通过GMP认证，他们药厂已经投入1900余万元，用以新征土地、扩建厂房、引进生产线等，但这些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更为不幸的是，如今这些设备的利用率不足50%，“贷款利息及折旧费用都会计入药品成本的”，谭森说，这可以称为药价的“政策性虚高”。
不仅如此，国家连续10多次强制降低药价更使得谭森所在的药厂雪上加霜。“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压缩药价的利润空间，但由于处于强势地位的医院、医药公司要保证自己的利润，层层下压后，降价的压力都转移到药厂身上”，谭森说，以前销售诺氟沙星的利润率在8%左右，如今不足1%，在此情况下，药厂首先是求得生存，根本无力顾及新产品开发和生产工艺改进，生产成本怎么可能降下来？药价又怎么可能降下来？
谭森也偶尔感叹“时运不济”，因为他实际上只享受了一次“二十万元年薪”，其后几年中，他的收入就根据药厂效益状况按70%、50%的比例往下降，“今年能拿到六七万元就不错了”，谭森说，如今年底时药厂仍未通过第三次GMP验收，他将拍屁股走人，“但即使通过了GMP认证，药厂的日子就会好过吗？”“谭专员”如今也陷入了迷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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