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共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本报记者 范利祥

　　上海报道

　　从最近几个月来中央领导在全国进行的密集调研，到日前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越来越炽热的关键词。而在地方，从长三角到珠三角，关于这个 话题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燕芬表示，“十一五”期间，中国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

　　增速“滑落声”中的转型之渴

　　最近时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与一些经济指标有关。

　　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浙江、江苏的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信贷等5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都纷纷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近十年来，长三角经济首次出现整体增速“滑落”的迹象。

　　以上海为例。今年上半年，上海GDP增速为10.3%，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而上海年初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为11%。而以往，上海素以经济增长稳定性好、抗波动能力强等著称，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比全国高出2-3个百分点。

　　再看浙江。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告诉本报记者，一向以温州模式而著称的浙江民营经济目前正面临考验。

　　本轮宏观调控以来，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浙江经济投资和经济增长大幅放慢，尤其是2005年以来的企业利润开始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而与长三角经济滑坡相对应的是，上半年珠三角地区企业利润增速也出现了大幅下降。

　　比如，广东工业生产放缓，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上升，盈利能力下降。广东上半年GDP增长12.6%，较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广东的国内第一工业大省头衔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此前，自1997年广东省工业增加值超过江苏之后，一直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各界人士在分析这些经济滑坡的省市的时候，往往会把其归结为“宏观调控所致。”但上海市发改委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汪胜洋认为，“国家一在土地、信贷指标、审批上实行调控，长三角城市经济增幅就明显滑落。”“这说明我们原来的增长模式在很多方面确实是有问题的。”

　　黄燕芬教授认为，尽管我国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来已久，但效果并不明显。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钢铁、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平均高40%以上。

　　另外的统计数据表明，从“六五”至“十五”的前3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从这可以看出，我国以往的经济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

　　而其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能源、淡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全国各地蔓延着“水荒”、“电荒”、“地荒”的声音。

　　政府转型是关键

　　黄燕芬认为，要把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我国“十一五”规划的重要任务，作为编制各类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规划的重要指导原则。“把真正实现增长方式根本转变作为‘十一五’规划的主线。”

　　具体来说，在需求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内需与外需共同拉动的转变；产业结构上，实现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增长，向工业、服务业共同带动的转变；投入要素上，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支撑的转变。

　　但接下来，是如何转变的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景气研究预测中心主任刘熀松表示，目前，上海已经提出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上海的先进制造业。这样则可以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第三、第二产业的产业基础。不仅如此，上海还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全面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努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用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财富驱动是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而现在，上海将突破财富驱动的增长模式，通过创新驱动来推动新一轮发展。

　　刘熀松透露，目前，上海正在以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改革，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本报记者获悉，如今，由江苏省发改委主刀的一个有关江苏省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调研，已经摆到了江苏省委有关高层的案头；而在浙江，正准备花大力气投入巨资于企业的技术改造当中。

　　与此同时，广东也在着力推进“四个注重”：注重结构调整，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注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注重增加新的发展动力。

　　我国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中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口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种调整大多针对外延增长方式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经济学家吴敬琏就认为，造成外延增长的一些重要的体制上和政策上的因素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例如政府按照自己的意图配置稀缺资源的权力仍然很大，政绩考核仍然以产值增长作为最主要的指标等等。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下，“十五”计划提出以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为主线，不少地方政府就不顾本地是否具有比较优势，把经济结构的优化定位于“重型化”，运用自己支配重要经济资源的权力，大力发展高耗能、高资源密集和高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

　　“你想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增长方式不可能转。”吴敬琏说。

　　为此，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指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建立包括政绩

考核机制、财税体制在内的有效的体制机制。

　　而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研究和审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观察者早已发现，延续了50多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首次变成“规划”，“一字之差”的变化之间，被解读出关于“转变”的更为确实的信号：凸显政府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过多过细的量化指标将被淡化，政府更加注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把握和调控；克服“越位”和“缺位”，政府职能转变将迈出新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