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政府归位

　　见习记者 马晖

　　北京报道

　　“政府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9月2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

　　15天后，北京西郊京西宾馆，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重点研究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其中明确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改革的重点“；”改革取向要体现以人为本，应该更加关注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以改革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成为聚焦点、关键点，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基本，“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在体制改革中求发展，在制度创新中求和谐。用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这条‘红线’，来统领规划思路，解读发展方略，实现富民目标。”

　　中央党校教授田应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错位”与“越位”

　　“我认识的一个企业老板，不久前，花6万多块钱买了一台机器用于扩大生产，没多久，相关政府部门就找上门来，说是要检查机器，检查费一张嘴就要6000块，人家还没开工赚钱，就花了这么多冤枉钱，这样的政府管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你不改，怎么行？”

　　卓勇良，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当谈起政府职能转变这个老话题时，依然是唏嘘不已。

　　“政府还没有搞清楚自己与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用“错位”和“越位”来概括政府这种自身职能的紊乱。

　　对此，国内理论界、学术界已有这样的基本共识：政府职能转变由于其自身的重要性而联结着诸多改革领域，它既是一场经济改革，又是一场政治改革，同时还是一场社会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目前，改革处于“胶着”和滞后状态，力度、深度、协调度都不够，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改革的整体进程。

　　同时，汪玉凯教授也指出：政府治理的有效与否、管理能力的强弱、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关键之所在。

　　种种迹象表明，目前正在五中全会上审议的“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会有很大篇幅论述这个问题，从而凸显出中央政府解决这个痼疾的决心。

　　“国有企业、垄断行业、金融、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性障碍仍制约着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十一五’期间在这些关键领域改革要有新突破。“新华社在有关五中全会的新闻通稿中有这样的表述。

　　而由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领衔的《“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在其向中央所提交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分开。

　　其实，政府职能的转化，尤其是“依法行政”，在党的十六大之后一直稳步推进。

　　其实，就连“十一五”规划提出本身也表现了中央政府对于自身职能转化的重视。

　　“十一五”规划称“规划”而非过去的“计划”，是中央适应市场的需要而推进的改革，高尚全称“这是一个大的进步”。

　　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分享改革的成果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000美元；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6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份额4%，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2%，位列全球第七大经济体”。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有另外一组数据：近10年来，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扩大到6倍。

　　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

　　这种情形甚至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排名。

　　9月28日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发布《2005年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49位，连续3年呈下降态势。该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AugustoLopez-Claros)指出，问题主要存在于公共机构中，包括：提高银行系统的效率，改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失业和老龄人口，提高保健与教育体系质量以确保中国人力资本的可持续发展，改进法治等。

　　“制度上的缺陷，可能会减缓中国跻身世界最具竞争力经济体第一梯队的步伐。”克劳克斯警告说。

　　高尚全将之归咎于政府的“缺位”：政府专注于招商引资，投资于私人产品领域，见效快，GDP增长明显，政绩好看；而投资于公共产品，花钱多，成效慢，没人愿意干。

　　而“和谐社会”的提出，“科学发展观念“的倡导，正是中央政府的应对之举。“十一五”规划制定也体现了这样的转变。主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负责人曾表示：编制的出发点，要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规划，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

　　海外媒体也评论称，预计会议将为这个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制定出新的路线图，放弃长期坚持的高速增长政策，更强调改善社会服务，努力阻止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现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则明确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如果比较“十五”计划中强调“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而“十一五”规划中则是载明“以人为本”，从而一语道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并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提纲挈领的意义。

　　有关称专家认为原因是政府过去是“发展是硬道理”，现在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这样的转变与政府自身管理状况的变化有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目前强调加大公共服务的投入，现实是贫富差距拉大。构建一个服务型政府，解决大多数人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体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认同。而公共服务的凸显，一方面是国际政府治理的一个通例，另一方面也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定位目标。

　　“国内生产总值并非发展二字的所有内涵，经济增长也不是发展的最终目标，中国的发展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发展应让广大人民能分享到经济进步带来的成果。”对于国家的职责，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如是说。

　　政府职能转变20年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转变政府职能其实是个老问题。

　　“转变职能”一词，最早出现在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而该问题的正式提出则是在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论述当中，“为了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这次机构改革必须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根据这个思路，在此后中国政府三次大的机构改革中都贯彻了转变职能的思想，以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核心和根本途径。

　　“其实，职责权限划分背后是存在着一种权力、利益关系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称。

　　据他介绍，十三大之后，每次党的会议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但都很难改到位。要想最终实现，离不开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达成共识，“要有价值认同”。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入WTO对政府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成为对中国政府职能最为直接和具体的冲击：而加入WTO后，新的国际环境要求政府具备有别于以往的一些“新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