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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本刊编辑部
报道/本刊记者 仲志远 刘亮 刘鹏 莫小勇
国家助学贷款自2000年实施以来一直悄无声息。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8月29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猛烈痛斥8省市助学贷款5年来毫无作为，一时引爆了社会各界民众的注意，也
勾起了他们历年积聚的酸甜苦辣。各地方政府的“不作为”眨眼之间激起了人民对助学贷款缺陷的反思，对高收费、乱收费的追问，以及对25年教育改革的检视。
中国内地的教育改革源于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旨在扩大高校的自主权；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意欲惠泽全体国民。
从高等教育到基础教育，全面变革渐渐推进。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布，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关系，“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共建、合作、合并、划转”，高校合并之风遍及内陆各省。
1998年，6万亿元的居民储蓄触动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心思。海归派执笔起草的高校扩招报告，意图凭借大学扩招，拉动内需刺激国内居民消费。
众所周知，高校收费制度始于1989年，恰恰顺延了1988年以来的第一波通货膨胀浪潮，民间时见怨言；而1999年收费大幅上扬至今，高校的收费愈演愈烈，无法遏止；尽管教育部在2000年确定了年收费3500元的高校收费标准，但执行屡屡不力，招致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而成为众矢之的。
教育拒绝产业化? ——金钱堆砌起我们的学位帽
90年代中后期以来所鼓噪一时的教育改革，早已沿着教育产业化路径畸变成了沽名钓誉的义务教育，以及肆意收费而且节节攀高的高等教育——教育改革已经背离其应有的内涵，收费倒是无一幸免，沦为社会各界舆论抨击的箭靶历时已久，方兴未艾以至于愈演愈烈，尤其以高校的乱收费为甚。
“高校学费只要3500元”，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多次在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强调。2004年8月31日他说过，今年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已经算是旧事重提。“1999年我们确定的全国平均收费标准是3500元”，而且，“我们这几年每年都发通知，要稳定收费标准”。
然而，大学注册通知上的学费标准依然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跳跃。高昂的学费与教育部一再强调的标准，反差竟有天壤之别。
“我们1996年入校时的学费是1500元”，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卢湘江老师回忆道。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从那时起，中国内地大学的学费从几百元飙涨至五六千元以上，增长达20倍之多，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迄今仍然不到3倍。
种种托辞纷纷出笼，诸如成本上升，财政匮乏……不一而足。中国大陆各地高校的收费开始陡然而普遍地上涨，其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1989年。其时，“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虽然尚无踪影，而教育改革却已蠢蠢欲动——所有的费用恰恰就是随着举国上下的第一波通货膨胀浪潮而水涨船高，逐渐蔓延全国的。对于任何一位1980年代末就读于高校的“天之骄子”来说，这样的记忆并不遥远。
1998年，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一份报告中提出，“扩大大学教育(扩招)是一个拉动内需的消费点。”这一论调的出笼几乎为高校乱收费推波助澜。时至今日，这位“教育产业化”的始作俑者终于意识到，对高校贫困生应免费，并为之提供部分生活费。
1999年8月17日，国家教育部向内地各高校下发的《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操作规程(试行)》通知，助学贷款据此肇始于2000年。然而，实施6年来，响应者行动不力。今年8月29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对不落实教育部政策、“群众反映强烈的地方和高校”实行“惩罚性措施”。此前已有8个省市因执行国家助学贷款不力而被教育部点名批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迫不得已”，以罕见的严厉语气批评地方政府失察，指责高校按兵不动，痛斥银行苟且一己之利。
义务教育一直以来形同虚设。人民感慨其虽有义务教育之名，却无义务教育之实，居然收费至今始有“试点”的萌动。
教育分为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本来就应该是免费的教育，“免费是义务教育的应有之义”，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各司其责。然而，内地的所谓9年义务教育自其问世至今一直收费；非义务的高等教育则巧立名目，收费节节飙涨，令国民不堪重负。
“教育产业化的主体应该是社会力量的办学实体，即民间私立学校”，著名的中国问题学学者胡星斗教授9月21日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如是说。即便在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产业化通常也是指那些由社会力量投资的教育机构，而政府的主导投入则是义务教育和半义务教育。“譬如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私立学校的比例即高达80～90%，它们收费昂贵，面向高收入家庭；而政府的公立学校则用来保证中低收入的家庭，此举可将政府的有限资金集中于公立学校，保证公立学校的需要。中国恰恰相反，表面上鼓励私立大学，实际上则处处予以压制；非但没有动用社会资金来办学，反而在政策上呈现出种种歧视”。用纳税人的钱所建立起来的公立学校成为高收费、乱收费的主力，关涉到了国计民生；政府可以产业化的名义减少投入，学校以产业化的名义大肆收费，而专家的建议则在相当程度上“为虎作伥”，甚至“助纣为虐”。
学生的学费和财政的拨款，究竟有多少真正用在了教学上？又有多少被高校内的贪污腐化、奢侈浪费吞噬殆尽？如果回避这些问题，那么，无论是减免学费还是推行助学贷款，贫困生的难题非但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且“和谐社会”的愿景也将随之落空。
学费：是学习还是投资？——上学就是买知识
到李磊(化名)是偶然的。9月20日，本来记者已经约好了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同学，但是因为他临时有事不能接受采访了。记者在交大闲溜达看能不能再找一位学生了解一些学校收费及助学贷款的情况。
“同学，报建筑师培训吧，学费还不贵。”一位戴着眼镜瘦瘦黑黑的男生，从一沓宣传单中抽出了一张递给记者，看起来还有点腼腆。
“你是大几的学生？”记者随口问到。
“大三的，你呢？”他笑笑。
记者告诉他了自己的身份并且说了来意，他随口说道，“我也贷过款。”于是在记者的要求下，他答应接受采访，只是要等到发完传单之后，但他又不让记者帮助他发。说好11点半就可以下班，但记者等到12点，他才能背着包和记者走。原来办建筑师培训的老板坐在远处一张桌子的后面。
“你就直接问吧。”他找了个台阶坐下。
“都是这个价！”
原来李磊不是交大的，是中国地质大学地质系大三的学生，他一年的学费是3200元，住宿费是750元。“我们这个专业比较辛苦，报的人少，所以学费比其他专业要低得多。”看着记者一脸的吃惊，他慢条斯理地解释道。
然而相对较低的学费，李磊家还是负担不起，李磊一进校就申请了助学贷款，学费加住宿费一共是3950元，已经贷了三年的助学贷款了，贷款的利息是6.13‰，每个季度还必须交一次利息。
比起李磊来，英子(化名)的学费要高得多，英子是北京师范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大二的学生，来自河北承德，她的学费每年是4800元，住宿费是650元，英子也是从一进校就申请了助学贷款，已经贷了两年了。“比较来说，我们专业的学费还算低的，英语专业一年学费是6000元”。英子告诉记者，
“都是这个价吧，也没办法。”关于学费，许宁(化名)只作了一句评价。
许宁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大四的学生，家在湖南邵阳市隆回县。许宁还告诉记者隆回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他的学费、住宿费和英子的一样，一年一共也是5450元，他从大二开始就申请了助学贷款，三年一共贷了16350元，“毕业以后再还吧，不知道可不可以等读完研了再还。”许宁现在在考研，他要考北大的研究生，因为他这个专业的考上以后全部是公费的。
小王和小郑是同班同学，都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大四的学生，还是舍友。小王来自福建龙岩，小郑是湖北宜昌人，两人都穿着红色的T恤，猛一看还以为是双胞胎，每年学费是5000元，住宿费是1500元，总共一年就是6500元，大三、大四贷的款，本来是一进校就递了申请，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贷下来。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平均纯收入和农民年纯收入9422元和2936元，如果按照每名大学生每年就学平均支出7000元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其实按照以上调查，加上生活费远远要高于这个数，一名学生四年本科4年至少花费2.8万元。以此计算，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清华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奖助学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春生博士向《资本市场》记者表示，清华目前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占到学生总人数的1/3左右。张处长还告诉记者，“其实清华的情况会好于其他高校，毕竟考上清华不容易，因为很多学生在大一的时候，地方政府可能多少会给点奖励，但到了大二就得靠自己了。”
“都说好了，一人养一个”
“母亲去世了，家里还有父亲，哥哥在武汉，但是已经成家了，基本不给家里钱。家里有十亩地，没怎么种，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小郑告诉记者。目前是父亲和小郑各人养活自己，父亲没钱给小郑生活费，小郑也挣不来多余的钱补贴父亲。
小王的父、母亲都在家务农，家里没有其他的收入，主要就靠种地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小王还有个妹妹，妹妹在中山大学，今年读大一。
问起家庭情况，英子倒是个乐观的女孩，她说爸、妈在她上初一的时候已经离婚了，她告诉记者这不敏感。现在英子和妈妈过，弟弟和爸爸过。妈妈虽然是公务员，但工资很低，基本没给英子生活费。爸爸现在做门卫，爸爸也没给英子生活费，用英子的话说，“都已经说好了，一人养活一个”。英子所在的班级有21个女生，但申请助学贷款的只有英子一个人。但英子说，“并不是条件都好，像我们舍里还有一个条件和我差不多的女生，但就没有申请助学贷款，因为她舅舅多，主要是借亲戚的钱。男生多一些，有六七个。”
李磊的爸爸在安徽省六安市的一所大学食堂里干活，一个月能挣六七百，母亲在家，也养蚕、喂猪。李磊有一个妹妹，高中毕业由于家里没钱，并且哥哥又在上大学，已经供不起妹妹上学了，就在老家一家纱厂上班，一个月能挣八百块钱左右。
许宁也来自农村，家里有四亩地，两亩水田，两亩旱地，一家主要的收入就来自于这四亩地，虽然姐姐是个政府职员，但也已经出嫁了，只偶尔给父母亲一点钱。许宁做家教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块钱，他说“凑合着过吧！”
自己得养活自己
“他晚上就经常学到凌晨3、4点钟。”小王指着小郑说。由于读的是工科，学习紧张，清华大学竞争又很激烈。为了挣够自己的生活费和学费，四年小郑暑假没回过家，做家教挣钱，他现在带了五份家教，主要是在周末上课，所以周末别人玩的时候，他却从这一家赶到另外一家去上课，一整天都在外边跑。由于晚上睡得晚，早上又要上课，所以常常犯困，“没办法。”小郑一脸的无奈。
而与小王正好相反，小郑是寒假不回家，他有自己的想法，暑假不回家的人多，工作就不好找，寒假很少有人在校，好找工作一些。“过年一个人在学校当然是想家的，可……”小王欲言又止，话锋转了，“不过也能找人玩的”。
“找谁玩呢？大家都回家了。”记者问道。
小王笑而不语了。小王以前带了好几份家教，后来学习忙，就只带一份家教，但他说不得不再找一份，因为钱不够用。并且去年开始清华大学饭费涨价了，一顿需要四五块钱，一天饭钱就需要近10元，北京的家教还是比较高的，一小时35元，这样就算一个月8天周末，每天两小时，一个月才560元，而生活费一月就得300元，“在北京有点不够。”小王说。
英子每天晚上去管理学院值班1个小时，这样一个月能挣150元，另外就是高中毕业时母校奖给她的5000元钱。大一给了英子3000元，大二开始每年给她1000元钱。现在英子的生活费主要就是150元加上一年的1000元。“生活费差不多吧，一顿饭两块多就可以了，不像你们男生花得多。”英子告诉记者。英子还给记者开了个玩笑，说当自己不好好学习的时候，就去一次西单，看到都是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回来就能发奋学习了。
李磊一个月生活费也不高，大约需要250元，另外学校还有60元的补助。生活费一部分是家里给，大部分是自己挣，主要是带家教和做一些市场调查。
在记者问起可能有时候会否困窘的时候，小王和小郑相视了一下，“看到班上别的同学条件好，如果说一点没感觉那是说假话，但关键在于自己调整好心态，平常心对待自己会好受一些。”
助学贷款异化？
——是助学也是负债
园里秋意渐浓。9月21日下午两点，北京理工大学办公主楼背后的344号房间——学生工作处——已经趋于平静，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卢湘江老师一人在值班。旁边的过道上偶尔还有人上下楼，而这间专门接待贫困学子办理助学贷款的办公室则显得有些门庭冷落，没有了新学年开学之初时不时人来人往的场面。
开学已经十来天了。
院校之间的差别
“我们学校贫困生约占全体学生的15%，基本上符合条件的都能办成”，卢老师对《资本市场》杂志的记者说。
北京理工大学系国家教育部与国防科工委共管的部属院校，执行国家助学政策相对较为得力。凡是人均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经学生个人申请，审查合格之后即可得到贷款，最高额度为6000元；此外，学校方面发放的国家助学金(150元/月)，贫困生的物价补贴(60元/月)，还有面向学校所有学生、比例约占40%的奖学金。“我们做过调查，经济困难的学生每月生活费为200元左右”，卢老师说。助学金与物价补贴相加为210元，似乎可以应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开销。
然而，北理工的学费标准也随着专业的不同而呈现出收费上的巨大差异，最低的学费每学年为5500元，住宿费650元。北理工的一位教授说，本校文科专业的收费要比理工科专业高出许多。看来，即使能够及时获得上述贷款，贫困学子们的境况依然捉襟见肘。“学校还有针对贫困生的心理辅导，以及自发成立的学生互助组织”，卢老师补充道。
北京理工大学今年的贫困学生约占在校人数(指本科生)的15%～20%，15%就意味着今年北理工的新一届学生中约有600～700名贫困生；而据卢老师介绍，“2004年，国家助学贷款的经办银行转换为中国银行，北理工03级与04级学生中就有1300名左右的贫困生，当年的助学贷款即达1500万之多；15%～20%也就是六七百名学生，这一数据比较持平”。
北理工身为部属院校，就读于此的学生能够得到的条件还算优厚，除了银行贷款较为通畅之外，社会捐助也较为青睐，设立的奖学金也较其他院校多。“相对来说，地方院校就差得很多了”，卢老师感慨。
银行的忧虑
“商业银行的助学贷款一般都做得比较少，风险太大，不好控制；一般来说，银行会要求学校配合，但学校也是力所不逮；所以很多银行并不愿意开展这一业务”。9月22日，上海银行发展研究部经济师张吉光先生接受《资本市场》记者的咨询时这样解释。
1999年，商业银行方才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意向。8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制定的《中国工商银行国家助学贷款试行办法》，教育部制定了《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操作规程(试行)》，指定由中国工商银行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999年至2004年，助学贷款一直由国家指定的银行经办。由于助学贷款的成本高，违约率高，国家指定的银行一般都不愿意承办。自2004年起，助学贷款改为招投标，从国家指定银行经办到自由竞标经办，各商业银行有了一定的积极性，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承诺给予承办银行巨额的专项风险补偿基金。
原来承办国家助学贷款的中国工商银行在2004年的招投标中失算，没想到竟然被中国银行一举夺得。“助学贷款的违约率挺高的，风险比一般的贷款要高出许多，我们觉得不是很有吸引力”，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一位经手过学生助学贷款的人士向记者解释，“115所国家部属院校的助学贷款被中国银行个人金融部中标经办，而北京市的地方院校则好像被北京商业银行(现北京银行)竞标所得”。
地方院校学生的违约率究竟有多高？曾经负责北京市助学贷款的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政策制度科的一位主管人员也答不上来，而且话语之间突然谨慎起来。她说具体的数据应该掌握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也不便于公开，属于银行内部的商业机密。
“国家助学贷款的平均违约率在10%以上，而北理工的违约率在5%～6%之间”，北京理工大学学生资助办公室主任卢湘江老师对记者说。不过，据历年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9月第一批助学贷款高峰期到来之时，借款学生的违约率超过了20%，少数高校的违约率甚至高达50%以上；2004年9月以后，不少高校的违约率仍然超过20%，30%～40%的违约率也时有耳闻。
“一般来说，毕业后的学生都具有感恩的心态，北理工违约的5%～6%则由国家财政与学校对半负担，学校3%；中央财政的风险补偿为6%，这一点对于银行而言，低于6%的违约率也并不亏”，卢老师如是说。
利益的博弈
“部属院校的助学贷款要比地方院校顺畅得多”，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高校负责人以及教育部的官员都这样表示。显然，地方院校的表现极为差强人意。
2005年8月29日，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教育部本年度的第11次新闻发布会上指斥海南、天津、黑龙江、内蒙古、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8个省市的助学贷款几乎毫不作为，也激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关注。
国家助学贷款难以实施的原因在于，贷款的风险无人承担，仅这一点就足足困扰了银行5年，而各高校身处其中也勉为其难。银行方面的人士认为，由于贷款学生违约率过高、银行风险大而利润微薄，他们并不愿意对高校贫困学生发放助学贷款。
有鉴于此，2004年秋季，新的国家助学贷款办法特别为此设立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专项基金，给予银行适当的补偿，其经费由国家财政和学校共同承担；此外，还确立了学生还款约束机制，包括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全国个人资信系统和经办银行的还贷监测系统，以及高校的借款学生信息查询管理系统。
一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认为，地方院校的助学贷款症结并不在于地方政府掏不起1000多万的助学贷款贴息，他们更多地源于地方政府资源配置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如此一来，地方和中央就不再是往日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在面子工程与政绩重于一切的地方官员看来，中央部属高校的贷款贴息全部由中央财政负责，地方高校的贷款贴息则由地方政府出。地方政府因此专等着中央财政的补贴而不愿意自掏贷款贴息。
然而，也有学者则认为，学生违约的源头，追根究底仍然在于高校的昂贵收费远远超出了一般居民家庭的承受能力。助学贷款并不满足贫困学生的日常必需，仍然需要消耗一大笔家庭支出；而且，近几年来学生的就业状况也不理想，毕业之后就失业，或者薪水低廉甚至难以养活自己的事例也不鲜见，种种原因所导致违心的违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个别恶意违约的学生当然不可能不存在，但对于绝大多数的毕业生来说，谁想轻率地拿自己的诚信开玩笑呢”，一名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对记者说
政府与高校：如何还福利于人民 ——教育不是商业
名高校学生每年究竟该缴纳多少学费才算合理？据国家教育部充分调研得出的高校年运行成本数据来看，“高的超过1.4万元，低的在1万元左右，综合一下，按25%提取，每个学生每学年的学费定在3500元，现行的学费标准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一般说来，高校的资金来源，无非就那么三大块：一是财政拨款，二是学费收缴，三是办班创收”，一名资深的高校财务人员对《资本市场》记者说。“高校的资金就那么一回事，关键的是这些钱是怎么花掉的，其中的奥妙才真正耐人寻味”，与记者素有来往的一位做过某地高校处级干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博士的朋友深谙高校资金运作的内情。
据学者的推算，维系中国高等教育正常运转的经费大约需要4000亿元，而国家现有的实际投入只有800亿元，目前各高校向银行借贷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剩余的差额就由各高校靠收学费来补充。“高校扩招所需的正常教育经费，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靠学生交纳学费解决的”，北京师范大学一名研究高等教育的经济学者对此直言不讳。
高校资金的流向
1998年，中国内地高校的在校人数为340多万，1999年7月开始高校大扩招，一举扩招48万人，此后更以5.5%的速率递增，迄今为止高校在校人数已经猛增到1400万余之众。即便按照每名学生每年平均支出5000元来计算(含学费、生活费和住宿费)，所交纳的费用已达7000亿元之巨。
据有关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内地城镇居民的年平均纯收入为9422元，农村居民的年平均纯收入为2936元；而各地高校的在校贫困学生的比例为20%，约240万；特困学生则为5%～10%，约160万；可见，供养一名高校学生4年的大学生活，将要拖累的内地家庭往往高达数以百万计。——高校的收费标准，毋庸置疑，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中国内地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
然而，高校所收取的巨额学费又是否真正用在了提高教学质量上呢？教育部一名不愿具名的官员私下对记者说，“高校扩建、改建中的猫腻最多，也最大。譬如，一栋好好的宿舍也算不上危房被扒了盖成学生公寓，耗费数个亿的资金(其中还包含一大笔银行贷款)，最后还是转嫁给了学生，学费不高才怪呢；此外，还有教学楼、行政办公大楼、食堂、仪器设备、图书采购，甚至校园道路的改建，等等。你说，扩建或改建的最大得益者是谁呢？不一定就是掌管基建的官员，而往往是背后主宰高校的领导者”。
“高校的公费开支往往隐藏着意外的生财之道”，那位高校前处级官员的博士朋友很是轻描淡写。“我一个同事一次为学校采购电脑，几乎净赚了一套一百多万的商品房，即使审计署来清查也无济于事，当然，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也犯不上劳驾审计署了，不过，这就是高校公费采购的潜规则”。
高校里大兴土木与社会上通行的规则并无两样，高校就是一个自成格局的社会。一名与记者相熟的经济学教授说。
“畸形的产业化”
转嫁到学生学费里的远远不止这些。“教育经费往往消耗到行政机关里去了。所以，如何核算一个学生的培养成本往往特别困难，譬如，高校组织的出国考察、游山玩水；高校官员购买豪华轿车……是不是都要加在成本里？”一名学者这样向记者发问。
“要降低教育成本，减少各种收费，精简行政机构；大学的机构太臃肿，像过去的国有企业；大学又是行政机关的一个延伸，衙门气派、官僚作风太严重；实际上，教辅人员也可以取消，让研究生或大学生来担任，使其薪水的支出转变为学生的教育补助金……”，面对记者，经济学教授侃侃而谈。
“高校一味地收钱，我认为，这样的产业化是畸形的产业化”，研究中国问题学的胡星斗教授评价道。
“产业化最早兴起于美国，但其大学制度的设计包括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这与民国时期的大学制度相仿，可以说，中国现代的大学制度在那个时候已经设计得较为完善；1930年代国立大学的学费，大约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5%～10%，约等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平均工资。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简章》显示：每学年银圆20块，宿费全免”，太原的一名学者在他的研究论文中如此表述。
《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披露：目前的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了2.3倍。
从横向看，世界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年均学费，其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一般在20%左右；占人均GDP的比例，也不超过20%。日本供养一名大学生所需的花费约占家庭收入的15%左右；美国大学的平均学费大约占美国人均GDP的15%；而中国内地据称2003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美元(约8700元人民币)，但5000元的学费便花去一半；何况那些在人均GDP以下的居民家庭呢？
“重要的是鼓励社会力量的办学机构与公立大学竞争，动用社会资金来办大学，而不是压制和歧视。韩国就有98%，甚至99%的私立大学，日本、美国也与此类似；另外，还要鼓励基金会、企业家的捐赠，使之有渠道回馈社会。内地的慈善机构不到100家，而美国则有120多万家。公立大学相对便宜，面向中低收入家庭；私立大学收费较贵，面向高收入家庭。如此一来就足可保证公立大学的正常运转，而不需要动辄向学生伸手，收取高额的学费，以至于民怨沸腾”，胡星斗教授说。
助学贷款的局促
“国家助学贷款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可以说是扬汤止沸”，一位愿意匿名的学者非常直率地向记者表示。“问题是家庭的负担凭借助学贷款转嫁给了贫困学生本身，使之在求学的过程中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即便走上社会之后也无法释然，高校纷纷组建的心理咨询机构穷其所能也只是对此爱莫能助”，一位参与过心理辅导的老师谈及此事，心情颇为沉重。
“贫困学生实际上成了一种错误制度设计的牺牲品。将教育的产业化视为拉动内需的消费点，等同于高收费，甚至乱收费，其实就是对社会的极不负责任。教育产业化应该是在鼓励社会资金充分办学的前提下，集中财政拨款办好公立大学，让社会力量来化解政府财政的困境。民国时期创立的数十所民间私立大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也莫不如此”。研究中外高等教育的学者如是说。
“助学贷款只是一种治标而不治本的手段，虽然聊胜于无，但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实在有限；可以说，中国教育改革的产业化方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教育经费：羊毛出在羊身上？
——我们是国民，我们应享有教育的福利
我国不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而且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上出现了大量的畸状。高校的收费标准应该是让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借助助学贷款、奖学金、勤工俭学等方式上得起大学。
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教育投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收费最高的国家之一。
“我们估计，2004年教育投入占当年GDP的比重只有3%左右。2003年，这一数据是3.28%，出现了下降，下降的具体原因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告诉记者。
1993年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但到了2000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为2.87%，远未达标。
其后的几年状况有了好转，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实现了连续的增长，2003年达到了3.28%，但令人遗憾的是2004年又出现了下滑的趋势。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钟伟认为，如果按照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之4%来算，目前我国GDP年增长已经超过8万亿元，我国教育投入的资金缺口应该占GDP的1%左右，约为1000亿元。
教育经费分配畸形
我国不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而且在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问题上出现了大量的畸状，例如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资金投入的比例不合理，义务教育的经费投入偏低；义务教育也收费；教育行政部门机构臃肿，吃掉了大量的教育经费；高等教育的学费偏高等等。
钟伟介绍，目前我国出现了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经费倒挂的现象，即使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极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拨付的教育经费并不一定就用在了教育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教育行政系统庞大，而且效率低下，而这些教育行政机构的经费也来源于教育经费，而在美国教育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公务员，他们的经费并不来自于教育经费。所以说我们国家真正用到教育上的资金到底是多少，其实很难计算清楚。
高等教育领域还有一个不合理的现象就是收费过高，费用增长过快。1999年之前，各地重点大学学费在3000元上下；2000年以后过快增长，现在基本上已经涨到4000元到6000元。若要维持一个子女4年制的本科教育，至少需负担4～6万元，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积蓄了。
尽管如此，这样的收费仍然不足以弥补高等教育的经费缺口。这主要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高校中沿袭着非常严重的官本位制而并非教师本位制，在全部教职工中，一般有2/3的员工和大学教学、科研无关，臃肿的办公楼中坐满着形形色色的管理大学教师的领导，导致教育经费入不敷出。
钟伟认为，高等教育是收费教育，向学生收取一部分费用是合理的，但应该收取多少费用？培养一个大学生，学校应该出多少费用？学生应该出多少费用？比例如何？这些问题却难以找到答案。因为教育的成本并不透明，谁也不知道培养一个大学生学校会花多少钱，这个数据掌握在学校手里，各个学校的成本也会有所不同。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杨东平也认为，难以界定大学生缴纳多少学费是合理的，但高等教育经费不可能全部由学生来承担，因为毕竟高等教育还能获得一部分国家拨款，还有公益的性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公立大学，学生要交一部分费用，但学校也会得到国家拨款；私立大学的经费也并非完全由学生的学费来负担，而是会获得很多社会捐款。
杨东平介绍，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有一次在讲话中提到，现在大学生每年交的学费应该在3500元比较合理，姑且认为他说的是合理的，然而现在的一些高校收费已经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体制弊病消耗经费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看来，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上升还是下降都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看财政经费是如何花的，教育经费是如何花的。目前在这些领域我们国家还没有一整套制定预算的机制和预算执行的监督机制。
国家的预算，各个环节都应该通盘考虑，不能只考虑教育经费的问题。教育投入占GDP比重的问题，要看，但也不能太过看重。
顾海兵认为，第一位的问题是出台《预算法》，科学合理地制定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行，这当然也包括制定合理的教育经费预算的比例，并监督其执行。
在整个教育经费的盘子不能更改的情况下，应该研究教育经费该如何切分，应该调整高等教育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占用经费的比重，让其更为合理；应该改变教育行政部门占用经费过多的问题，让更多的钱花在学生身上。
而且经费应该随着学生走，例如民办大学能招来学生，国家就应该按照学生的多少来给他们拨付经费，而现在我们不但不给民办高校提供经费，还为民办教育设立门槛，阻碍民办教育的发展。
在顾海兵看来，高校收费高低的问题也是第二位的问题，重要的是使高校收费的程序合理。目前高校在收费的问题上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收费多少都由高校自己说了算，这样做显然缺乏合理性。而这个环节比较合理的方法是由政府部门委托第三方，独立确定某类高校的收费标准，报经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现在一些高校说大学生缴纳的学费仅占培养一个大学生需要经费的四分之一，但由于体制的原因，以及大学使用经费情况的不透明，这个数据无法核实。
顾海兵认为，高等教育的经费应该由国家拨一部分，学生出一部分，国家拨款应该占一大部分，而学生个人缴纳部分，收费标准应该是让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借助助学贷款、奖学金、勤工俭学等方式上得起大学。
每年的暑假末一样，北京火车站出站
民办高校：逐利，也是逐利
——教育市场化不是收费市场化
口除过熙熙攘攘的旅客外，最显眼的莫过于每个大学临时设在这里的“新生接待处”。
一张桌子，上方简单而清晰地悬挂着“某某大学”字样横幅的一般都是国有普通高校，几个负责接待新生的工作人员从容地等候着来自祖国各地，已被该学校录取的新生。
当然，如此的简单直接也不是这里所有学校的表现。
有学校在几张桌子上都覆盖了大幅甚至巨幅的学校简介，堆放了花花绿绿的招生简章，还有身披绶带的工作人员一边热情地向刚下火车的旅客们介绍自己的学校一边卖力地散发相关介绍传单，而同样悬挂于桌子之上的横幅无论从尺寸和内容上都较之那些普通高校夺目很多。
这就是中国高校中一个饱受争议的群体——民办高校。
而这样的热烈现象也普遍存在于中国每个有民办高校存在的城市。
助学贷款之渴
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民办普通、成人高校228所，在校生139.75万人(含独立学院学生)；民办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87所，注册学生105.33万人。
与公办高校相比，民办高校没有国家注入的资金，这就决定了“按办学成本收费”的民办高校学费比公办高校的学费要高许多。
就在9月底各学校已经开学正式上课后，记者以报读该校为名暗访了北京几家民办高校，得到了近乎一致的答复：虽然开学，但除过个别诸如艺术类学科停止报名外，其他专业均可报名，只要证件齐全，学费缴齐即可。而每学年的学费均在6000元以上，再加上食宿费用，每学年的花费应该在1万元以上。
对于多数中国家庭来说，这样的教育投入数额还是很可观的。外界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认为上民办学校的都是有钱人，可在当今“望子女尽快成龙凤”的观念影响下，家长们拼命勒紧裤腰带也要为子女谋得一个理想的教育环境，自费出国留学都比比皆是，更何况就读于民办高校呢？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民办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已经占到了在校生总人数的10%甚至更多，特困生比例为5%左右。一所民办学校负责人向记者坦言：“国办学校敢说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可民办学校每年都有贫困生不报到甚至退学的。”
助学贷款只闻楼梯响
其实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早在今年年初就公开表示：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应该包括民办高校的学生，教育部等正在研究针对民办高校的学生实施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问题，如果顺利的话，针对民办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将于明年出台。现在有些省份已经自行决定把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延伸到了民办高等学校，这是教育部所提倡的。
据记者了解，北京、陕西等少数省市的民办高校大学生，已经开始可以和公办高校的学生一样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了。
陕西省早在2002年就已将民办高校计划内的全日制本科生、高职生纳入助学贷款发放的行列。根据《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规定，经济困难学生每人每学年申请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6000元。国家助学贷款是无担保(信用)的财政贴息贷款，财政部门将对借款学生在贷款期内贴息50%，剩余的50%利息由借款学生负担。办法规定，经济困难的学生大学4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可一次性申请，毕业后4年内还清。还贷具体方式由借款学生和经办银行协商，并列入贷款合同。
而河南省的各商业银行比照公办高校的有关政策，对经教育部或省政府批准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也已经开展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省财政按照省属公办普通高校的贴息办法、贴息比例也给予贴息。
北京市教委、市财政局、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银监局四家去年联合下发的《北京市进一步完善市属市管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中也已规定，除市属市管公办高校外，具有颁发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资质的民办学校的计划内学生同公办高等院校的学生一样对待，其贴息和风险补偿金也由财政与学校共同负担。
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具有颁发高教学历证书资质的学校共12所，包括北京城市学院、吉利大学等10所民办高校及工商大学、首师大两所公办高校的二级学院。该负责人又表示：只有通过高考考上这些学校的计划内学生才可以享受助学贷款待遇，通过高自考考上这些学校的学生不在此列。
但记者对部分民办院校的采访中发现：虽然在国家关于助学贷款的文件中并没有排除民办高校，但事实上民办高校贫困生却一直游离在助学贷款的门外，无法真正享受公办院校学生同等的待遇。
“民办高校贫困生助学贷款目前最大的障碍是财政贷款贴息和贷款风险补偿。”有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因为目前民办院校学生就业难于公办院校，由此带来的贷款风险也较大，银行普遍积极性不高。”
“如果能实行助学贷款，即使由我们自己贴息和提供风险补偿金，我们也非常愿意。”一所民办高校的学生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至于银行担心的贷后管理，由于是学校独立承担风险补偿金，在选拔助学贷款对象时将会更加严格，对贷款学生也会更严格地管理。”
遭遇“寒流”只缘太逐利
民办高校的学子们一直梦想着可以享有和公立学校包括助学贷款在内的一切社会待遇，而经营者们却期待笼罩着民营高校教育产业的这场“严寒”尽快过去。
来自于不同层面的数股“寒流”令如今的民办高校早已是风光不再：先有公办大学扩招导致民办高校可选择的生源减少；接着，依托于公办本科院校兴起的独立学院又开始分食了民办高校市场；再有民办高校自身最吸引学生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也被取消。
一时间凄风冷雨，想尽办法去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竟成为时下民办高校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西安外事学院的院长黄藤给出记者如下数字：1993年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322所，1998年是160所，2000年是86所，2002年是66所，2004年是55所，估计2005年可能在40所左右。
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办大学负责人也向记者大倒苦水：”倒掉一半是比较保守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末时北京有上百所民办学校，到现在真正存活的没几所，存活的也是在痛苦挣扎。”
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的前任董事长任靖玺在他所著《教育炼狱十年》中写道：”粗略算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
导致现在民办高校日子越来越艰难的主观原因也很多。在发展初期，相当一部分民办高校的运作就多少有些本末倒置：“经营”欲望过于强烈，对公益性的考虑非常薄弱，公益性差了，财源自然也会减少，政府不愿垂青，对生源的吸引越来越弱。
至于客观原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专家劳凯生教授向记者介绍：“我们现在的政策和法律对待公立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在某些规定上还有不平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规定上可能对民办高校有歧视的做法，这就导致民办高校现在的生存状况是不容乐观的。”
而发生在2004年底的河北涿州 “京桥大学倒卖1000多名学生事件”更是将目前一些民办高校存在的现实问题暴露出来：资金投入不足、教学条件差、教师队伍不稳定、学校管理不规范、缺乏应有的诚信度等，甚至个别民办院校因为利润驱动，不遮不掩地粉饰自己，虚假宣传招生，让学生受骗，家长吃哑巴亏。这些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民办高校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也影响了社会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
许多民办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和从业者对此都表现出相当忧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曲恒昌教授认为：“有一些办学者的办学理念有问题，商业动机过于明显，有很强的功利意识，他们办学的主要目的不是办学，不是培养咱们国家需要的建设者，主要目的是赚钱。所以他把赚钱和办学这样一个主次关系颠倒过来了。”
“这个问题的暴露，会让民办学校在群众心目当中威信越来越低，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甚至整个萎缩下去，这是和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背道而驰的。”而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又力不从心，也是形成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键。
“因为民办高校的运行机制是一种市场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市场来运行的，而我们现在这个教育市场还是一个非常不规范的市场，而相当多的人还没有认识到教育市场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所以对于教育市场的管理，实际上我们现在很软弱。” 劳凯生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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