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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两大中心的未来出路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11日 13:39 周末画报财富版

  中国和印度,一为世界生产中心,一为世界IT外包中心,这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体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和模仿吗?他们可以通过合作创造我们所期待的未来吗?其实,两者的出路可能是一致的。(特约撰稿人 方军)

  很多人和我一样对印度在信息技术和研发创新上的优势心存艳羡:进行着一流技术研发的班加罗尔比中关村看起来更像硅谷,中国是低成本的世界工厂,而印度在软件、研发、
服务外包等方面世界领先,看似有着更好的前景。另一方面,从TCL收购法国汤姆逊的电视机业务到联想收购IBM PC,在本土市场和加工制造赚得巨额利润的中国企业进行雄心勃勃的收购,大概许多印度企业也对我们心存羡慕。IT外包虽然非常成功,但这个行业所能雇佣的人数不过百万,而出口制造业却可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从经济发展上看,中国领先一步,但也先遇到发展的障碍,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非常关注印度模式的原因。在过去20年里,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中国,而在过去10年里,它们把服务外包、研发等逐渐转移到印度,通常认为那些工作是知识含量更高、更有价值。但是,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些方面学习印度的观点却可能谬之千里。且不论是否能比印度企业做得更好,即便是那样,也不过是复制出一个和印度竞争的外包基地而已,并不能帮助中国企业获得我们所期望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

  中国和印度的企业,表面上看起来在产业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差别非常大,但仔细分析起来是极其相似的。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用“卖硬苦力”描绘中国企业的情形:“消耗了不可再生资源,污染了环境,背负了‘倾销’的恶名,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而印度可能是“卖软苦力”,印度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软件和研发外包并不是真正的创新。

  维沃克·保罗(Vivek Paul)是有着全球声誉的印度高科技企业家之一,他刚刚辞去印度IT外包巨头威普罗技术公司(Wipro)CEO和副董事长的职务。他最近这样描述我们羡慕不已的从事IT外包的人:“当人们在我们这样的服务业工作时,他们就仿佛被切除了脑叶般毫无创新能力。我认为(我希望自己是错的)在威普罗或其他任何类似公司,没人会带着自己发明的产品创建新公司。”又比如说,美国制药公司把药物研究中生产、临床实验和药物开发这三类工作外包给印度公司,是因为这些方面的工作已经被监管部门的法规标准化了,它的工作性质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高科技和创新,而是更像劳动密集型——做这些工作的人按照一个预先严格设定的流程工作,知道每一步做什么事情,知道自己将会用什么方式被衡量。

  做外包工作的人或企业依然是在做别人让你做的工作,在别人的指引下工作并不是真正的创新。维沃克·保罗说:“对于工程师而言,自己去发现与发现别人说可以做的事情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就是服务业与产品业之间的差别。在服务行业里,我们做的工作很棒,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些工作都是在他人的授意下完成的。”在管理上我们有着同样的体验,我们曾一度期望跨国公司能够帮中国培养出优秀的企业人才,但迄今为止曾担任跨国公司中国区高层主管的人成功创建企业的案例几乎没有,他们能成功地在本土公司立足、帮助本土企业改善管理水平的案例也相当少。

  中国和印度相互模仿并不能把我们带向所期望的未来,它们之间所谓的“合作”也不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如果印度负责软件和电路设计,中国负责产品生产,它们将能统治全世界的技术产业。这个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企业做的依然是别人指定的事,《商业周刊》站在美国视角设想的情境是:跨国公司在印度的低成本实验室研制出一件产品,再在中国的低成本工厂中生产,信息技术将缩短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因而将带来爆炸性的影响。现在摩托罗拉正是这样做的,它的移动电话大部分硬件产品都是在中国完成组装的,软件有40%是由班加罗尔的研发团队设计的。很显然,在这个产业价值链中,得到最大份额的既不是中国制造工厂,也不是印度的研发中心。

  国内和国外都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应当向印度那样的生产性服务业转移,尽管它或许能短期内带来经济的增长,但用稍长远一点的眼光看,这并不能为我们带来真正的世界级企业。何况,我们都已经看到,每当印度企业获得重大的服务外包订单,美国政客也会出来说“工作职位消失了”。现在,中国和印度企业可以继续分别做它们擅长做的低成本生产和外包服务,这是为了现在的利润和生存必须做的,但它们相互模仿并不能塑造未来。

  不过,它们的可能出路却是一致的,从现在开始持续地投资和专注于技术创新,这样在10年后它们才有可能像韩国三星那样成功地晋级。以DRAM存储器产业为例,三星从1983年到1994年在核心技术上持续投资10年才比肩一流水平,到1996年终于率先研发出256M DRAM,并因为这个重大领先获得信心。三星在1996年提出技术“世界最好”(World Best)目标,其后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折和调整,抓住消费电子产品的数字化转型机遇,在2001年前后获得全面领先地位。中国和印度企业,需要的不是相互模仿,而是投资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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