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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22日拉开帷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两月有余。其间，央行还循序渐进地推出了一系列“微调”举措，最近最重要的是9月23日将非美元货币兑人民币浮动区间扩大到3%，此前还有允许更多银行进行人民币远期交易和结售汇业务，提高境内机构经常项目外汇留成比例，取消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外汇限额等等。应该说，两个月来，央行在市场运作汇率的方向上取得了很多成绩，现在到了总结和对未来趋势作评论的时候了。
实质：“参照”美元
首先，中国汇改之后实际上采取的是怎样的汇率制度？
央行的说法是：“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由于央行第一次用了“一篮子货币”的概念，又说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界很多人因而以为，中国采取的是“盯住一篮子货币”的调整浮动汇率制度。加上一些学者的文章对这一篮子货币的权重作种种猜测，就更加重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误解。
其实，从经济学上说，央行的现行汇率制度既不算“调整浮动汇率”制度，更没有“盯住一篮子货币”。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央行这两个月在外汇市场上的实际操作，它实施的是基本参照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按照通常的定义，调整浮动(managedfloating)汇率制度一般允许本国货币汇率上下浮动在3%(有些国家甚至到10%)的区间。在初始的2%升值以后，中国央行规定以后人民币兑美元的日浮动区间为0.3%，这大大小于国际上一般的调整浮动汇率制度的标准。而央行在外汇市场的实际操作，事实上还大大低于这个0.3%的浮动幅度。汇改两个月以来，人民币从原来8.11元兑1美元，上升到9月23日的8.088元兑1美元，即升值0.28%。照45天工作日计算，平均每天人民币升值0.0063%，不到万分之一。不难看出，央行相当一致性地执行了这个政策。如果按这个趋势继续下去，一年后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只有1.7%。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汇率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盯住”美元。
如果认为人民币“盯住一篮子货币”，就更没谱了。央行特意表示说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而非“盯住一篮子货币”。在实际操作中，你几乎看不到美元以外其他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这两个月中，人民币兑欧元升值1.37%，兑日元升值0.61%，都大大超过对美元兑价的变动。最近，央行更进一步宣布人民币汇率兑其他货币的日允许变动范围是3%，而兑美元仍然维持在0.3%。可见，人民币兑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的汇率，不过是美元和这些货币的国际市场比价决定后的被动变量。如果人民币真的是和一个一篮子货币严格挂钩，我们根据这两个月积累的数据，可以用一个联列方程或回归方程去求出这个未被公布的各个货币的权重。不过，从以上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央行实际上是参照美元来稳定人民币汇率。不过，央行加入“参照一篮子货币”这句话，是对未来人民币汇率变动留有余地，特别是在美元兑其他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和升值的情况下。
判断：对中国有利
央行继续保持人民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在现阶段对中国是有好处的。笔者也一直主张这个观点。虽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30%，但是，70%以上的贸易和经常项目来往是按美元来计算的。如果加上资本项目上的来往、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债券等方面，以美元计算的份额更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际贸易、金融交易还是用美元来结算。如果盯住其他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指数会使人民币对美元浮动，结果使交易结算变得复杂，从而大大增加国际交易成本。对中国大多数出口商来讲，要放弃盯住美元而改换其他的结算方法，还有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转换过程，并且增加他们套期保值以及其他交易的成本。这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特别是中小出口企业。中国之所以在1994年以后与美国贸易发展这么快，不单单是因为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的关系，而且是采取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的作用。
现在央行采取种种措施，让商业银行提供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服务，并号召外贸企业学习套期保值。长期看，中国的企业必须逐渐熟悉和适应国际汇率市场。不过，在套期保值的操作上，信息的获取、交易、保险、索赔等等，汇率的不稳定性对中小企业造成的附加成本是很大的。如果汇率不稳定，这方面的交易成本更要增加。对中国现在大部分从事进出口的蚂蚁雄兵的中小企业，会是很大的负担。如果对美元保持相对稳定，这个交易成本就会减少不少。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希望汇率波动太大的原因。频繁的波动，即使幅度不大，可能也不见得比一次性的调整要好。
假如央行在未来继续奉行这两个月的汇率调整政策模式，考虑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竞争力提高，由于巴拉撒-萨缪尔森理论，人民币币值偏离程度还会进一步加深。除非这个期间中国爆发快速通货膨胀，引起实际汇率升值，这个偏离程度可以降低。不过，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个加速通货膨胀的迹象。
让人民币汇率回归均衡值，央行可能会采取一些调整方法，但均有其难度，随着贸易摩擦的可能继续升温，如何权衡抉择将考验央行的政策智慧。
(作者为美国托列多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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