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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企业这几年能成功地解决融资问题，那它现在的规模至少是现在的三倍。”
文/本刊记者 张驰 彭水明
“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我们的公司为什么贷不到款！”一提到企业贷款的事，本来
嗓门就大的何传崇情绪就有些波动。
今年刚过50岁生日的何传崇，是温州佳诚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称佳诚公司)的创始股东之一，他的这家公司位于“中国印刷之乡” ——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
“在龙港，做印刷的公司大大小小有好几百个，做的较为出色的也就五六十家，我们佳诚公司在这五六十家企业中能排个中等水平吧。”何传崇说。
挂在他们公司墙上的“苍南县百强企业”、“2004年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关于公司荣誉的牌匾印证了何传崇所言不虚。“但这几年我能明显感觉到贷款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何传崇说。
不只是何传崇有这种感觉，从龙港到苍南，从温州再到浙江，在《法人》接触的中小企业中，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说自己贷款容易的。
“中小企业融资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在短时间内似乎不可能。”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法人》说。
何传崇的苦恼
何传崇对周德文的说法深有体会。
佳诚公司是何传崇在2000年与其他四位合作伙伴共同出资建立的。“当然，公司建立之初，每个股东都是以现金方式完成自己的注资的。”何传崇习惯于把他的合作伙伴称作股东。
“你知道，那时候公司只有一条生产线，也不需要多少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公司缺少资金，在我们几个股东之间就可以解决了。”何传崇说，“我们按股份分摊所缺的资金，再分头去筹借，很快就能把资金给筹齐。”
“但这种情况只适合公司小规模的运营，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公司也一步一步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资金的紧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何传崇补充道。
对何传崇和他的合作伙伴来说，在龙港当地，解决资金缺口的渠道无外乎有两种：一是从银行贷款，另一种是从民间借高利贷。
“我们的第一选择是从银行直接获得贷款，为了使工作更加有效率，我们五个股东按照各自的特长作了细致的分工，有的负责管理，有的负责市场开拓、有的负责融资。”佳诚的另一股东杨乃成说，“老何的特长是能与一些政府职能部门、银行有良好的沟通，我们股东会议就决定让老何负责融资工作。”
“但目前我的融资工作做得并不成功，银行明明守着能下蛋的‘金鸡’，但他们就是不放，所有能用的方法我都用尽了。”何传崇的声音又提高了一点。
发生在今年3月的一件事着实让何传崇憋屈了好长一段时间。
何传崇记得那一个下午，公司通过努力拿下了一笔价值800万的印刷订单。“如果生意做成了，带来的利润将近100万。”何传崇回忆，“这一消息让我们这几个股东兴奋了好几天。”
但问题随之而来，接这笔生意，需要添置一台价值150万的生产设备和几十万的印刷原材料，总共需要200万的资金。
何传崇最先想到的是向银行贷款，但却吃了个闭门羹。
银行方面给他的解释是，等待贷款的企业已经排了很长的一个队，银行要按照先后顺序核实企业资质并按企业授信等级进行放贷；再者，紧急贷款在龙港当地没有先例，这种贷款操作的风险比较大，银行先研究一下再说。
“等他们研究完了，我们公司的订单早就被别人抢走了。”何传崇满脸通红地对《法人》说。
没有退路的选择
无奈之中，何传崇与其他股东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民间融资。
“其时就是高利贷，只是由于与被借贷方的关系好，利息稍微低一点。”何传崇的声音又高了一点，“可是它没有什么所谓的抵押手续、没什么繁锁的程序，就‘OK’了，贷借双方凭的是信誉。”
何传崇透露，仅他一个人就向别人借了一百多万，其他股东借高利贷的额度最少的也有六七十万。“五个人一凑，也就好几百万了，这可是及时雨呀！”何传崇感叹，“几百万的高利贷在很短时间内就能为我带来上百万的利润。
“企业借高利贷当然是想扩大自己的生产，获取盈利，但实际上因经营管理不善而陷入了高利贷漩涡的企业为数不少，好多企业主因为背上高利贷的包袱而破产。”温州市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对《法人》说。
这位负责人给《法人》举了这样一组数字：温州有五六万家中小企业，他们从创业之初到现在，没有借过高利贷的少之又少，有些企业高利贷所占生产资金的比重达到60%。
“我现在借高利贷的心态就好像是赌博，拿别人的钱去赌博，如果我的产品能迅速打开市场，则意味着我赌赢了；否则，我就面临着极为现实的结局——破产。”在龙港镇，一印刷包装公司的老板在其办公室指着窗外的一条街道说，“这条热闹非凡的街道见证了龙港中小企业主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所指的街道叫人民路，当初龙港的印刷企业大部分都是沿此街而设的。
在他们公司的旁边，就有一家中等规模的印刷企业因欠下巨额高利贷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面临着卖厂还钱的境地。
“我们不是没有考虑过风险，但我们几个股东讨论后觉得这个风险可以冒，否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商机和利润，还有自我发展的良机。”何传崇的合作伙伴杨乃成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借高利贷。”
既便是这样，何传崇他们仍然要与银行搞好关系。按照何传崇的说法，他们都是上帝，如果伺候不好，企业想进银行的门很容易，但是“信贷”二字免提！
“这时候企业就会各想各的招数。”何传崇说。
“说白了，就是想方设法与那些放贷的负责人沟通，吃喝玩一条龙服务是最基本的，企业能不能贷到款，那看他们的造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刷公司老总一语点破何传崇的话。
不过，何传崇的努力没有白费，银行有时也放贷，按何传崇的说法，这种放贷方式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的挤出来。
“为了能贷得一笔小小的款，我们的房产、公司的生产车间，全部抵押给银行了。”何传崇说，“银行现在很精明，为了预防放贷的风险，银行放贷的数额，大大低于我们的房产、生产车间的实际价值。”
何传崇介绍说，一旦企业有还贷不及时的事情发生，那么银行就可以把他们的家产查封，拍卖，很容易就能收回放贷。
“他们这样做不仅能保本收回放贷的款项，往往还能赚上一笔。”何传崇算起了经济账，“他们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而我们却以最大的代价来换取有限的资金支配。”
“当我们能抵押的都抵押完的时候，与银行的合作，除了还贷款，再也没有别的了。”何传崇摊着手对《法人》说。
何传崇的生意伙伴杨乃成介绍，2000年与佳诚公司一道成立的印刷企业不下50家，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从融资难的困境中走出来，大部分企业与佳诚一样饱尝融资之苦，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
“可以这样坦诚地对你说，如果我们的企业这几年能成功地解决融资问题，那它现在的规模至少是现在的三倍。”杨乃成说。
“龙港几家做印刷的大企业，现在基本上都考虑向省外搬迁企业，因为省外的土地、人力成本低，税收有优惠，银行肯贷款，政府又热心。”何传崇说，“企业最愿意算经济账，几样一综合，企业不向外搬迁才怪呢。”
从何传崇的口中《法人》得知，已经有四家大型印刷企业把工厂设在外地，其中山东东平的有三家，上海的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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