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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白红义 颜剑 报道
2005年，作为中国电力市场重要角色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日渐显现其应有的力量。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这个一直与争议相伴的机构正逐渐在社会各界中展示出自己的影响力。
在各方角力的电力改革进程中，电监会能有此“转型”，实属不易。而最有资格言说其中甘苦的人，则非现任电监会主席柴松岳莫属。
低调履新
2002年10月，61岁的柴松岳辞去浙江省省长之职，11月，就任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主席一职。之前的四十多年，柴松岳一直在浙江工作。身为一名地方党政干部，柴松岳此番履新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作为电力市场的监管机构，电监会主席的人选一直是业内关注的焦点。对于利益攸关的各方来说，人选问题至关重要。因此许多专家认为，电监会的主席应由比较中立的第三方来担任，必须与现有电力体系没有利益瓜葛。
显然，柴松岳符合“中立的第三方”这一条件。自1986年担任浙江省纪委副书记后，柴松岳一直在浙江地方政府任职。1988年后柴松岳历任浙江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直至1998年就任省长，是“浙江经验”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思想观念的开明程度，以及工作的能力和魄力，至今仍得到浙江省内官员的高度评价。
不过，柴松岳并不完全是电力口的局外人。他有二十多年在电力系统工作的经验。1960年他一参加工作，就来到浙江新安江水电厂当值班员。这是建国后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自行管理”的水电厂。1968年，柴松岳来到浙江省的另一座水电厂——富春江水电厂当工人。“四人帮”被打倒后，柴松岳这个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造反派”的“生产派”得到重用，被提拔为富春江水电厂党委书记兼厂长。
据有关人士透露，当时中央领导对电监会主席人选的要求是“既懂电力，又必须是正省级干部。”于是柴松岳被高层选中。另外，他在任浙江省长期间，浙江的竞价上网试点颇有成效，相信这一点也为柴松岳加分不少。
在电监会主席人选水落石出后，《财经》杂志援引一位电力领域的资深前辈的话说：“这是电监会主席最恰当的人选！”
与新省长交接后，柴松岳进京着手进行电监会的筹组工作，并很快进入角色：
2003年2月底，电监会“三定”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
3月20日，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牌子悄然挂上西长安街甲86号，电监会正式挂牌运行。
3月25日，电监会主席柴松岳率领三位副主席首次集体亮相。
当柴松岳第一次以新身份出现在媒体面前时，他出言十分谨慎，“试点”、“试行”和“过渡期”一类的词汇频频出现。面对刚刚开始的电力市场，不管是电监会还是柴松岳本人都得不断地学习。
“这是因为中国的电力市场和电力监管都刚刚开始，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国外在实施电力监管方面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许多具体措施需要考虑中国国情，在操作过程中不断完善，学习是必须的。”在记者会上，柴如此阐释学习的意义。
电监会是我国在基础产业领域设立的第一个行业监管机构，它的成功与否无疑具有极大的样板作用。作为这一重要监管机构的首任主席，柴松岳必将在这场改革中留下他的深刻烙印。
改革之艰
电监会诞生于电力改革的背景之下，但是“要谈中国电力市场的改革，你首先得弄清楚，这个市场是否存在。”上海市节能协会理事长施明融如此说道。施是一位老电力，对电力体制改革的艰巨性有着深刻的体认。早年柴松岳还在富春江电厂工作时，施便与之相识。当他知晓柴松岳出任电监会主席时，不禁为这位老朋友捏了一把汗。
电力系统由于其特殊性，在1997年之前，一直都是以行政部门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后来电力工业部改为国家电力公司，仍然身兼行业管理和企业经营双重职能，严格地说属于电力部的“翻牌公司”。直到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拆分之后，市场的性质才初步显现出来。
履新之初柴松岳更重要的使命在于“培育电力市场和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用更通俗的话说，电监会首先要培育合格的监管对象。
2002年3月，习惯上被称为国务院5号文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公之于众。这一方案是基于当初“电力总体过剩形势”的。按照这份改革方案，实施了厂网分开重组国有电力资产，组建了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和四大辅业集团公司，也就是俗称的“254阵型”。作为改革目标的一部分，电监会也在这次改革中应运而生。
然而，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电力供应形势逆转，“电荒”持续不断。在缺电面前，一些新的矛盾不断呈现：政府与企业、地方与中央、发展与环保、电厂与电网、电价与煤价、开发与审批⋯⋯旧的体系和秩序已经被颠覆，新的市场机制又尚未形成，体制变动中各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相当剧烈。由于重要的配套改革措施未能及时跟进，电力监管未能及时到位，无法有效弥补管理漏洞、市场缺陷和化解各方矛盾，大大增加了电力改革的风险。这些电力体制改革中必然面临的问题在缺电大背景下，风险又被加倍放大。
改革一开始就遇上电力紧缺，这与当初改革设计的实施背景正好相反。于是有人慨叹“不是一个改革的好时机。”很多人将电荒的成因归咎于1999年原国家计委的所谓“三年内不上火电厂”的规定。
其实，当年国家计委这个举措作为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一个重要棋子，它有效地遏制住了当年的无规划、一哄而上地上项目的态势。问题在于：行政部门是否有足够能力去应对市场需求，市场的需求是否有充分的通道反映给决策部门。
电荒的出现，其症结也许并不仅仅由于当年国家计委的某条指令，也不是决策部门对于电力行业发展态势的预测失误，也不是低估了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应该是电力行业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决策部门对市场化欲迎还拒的态度，以及电力行业计划性与市场性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电监会当前左右为难的局面。
破冰前行
2002年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确立市场主体的阶段，对运行机制的改革却依然羞羞答答，市场化运作还是一个梦想。有心为之而力不足，也许是电监会在过去两年多的一个真实写照。“说实在话，成立两年来，电监会除在履行安全监管职责方面制定了几个办法、规定和预案外，其他方面确实少有建树。”一位电监会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看待电监会的工作成绩。而柴松岳在评价两年来电监会的工作时，也并不避讳当前的困难处境。
电监会面临的困境起因于设立之初为它确定的职责和权力并没落实到实处，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电监会没有一部法律和法规来支持其作为。
“中国电力改革要想完善，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法制的健全。没有这个条件，改革就要打折扣。”施明融表示。
在施明融看来，电力改革中的种种问题许多都只是操作层面的，而制约整个发展方向的则是必须要有法可依。各个市场主体要在法律体系的监督下，按照法律规定来运作。而这恰恰是目前最为急需的。
进入2005年，随着一系列相关文件的出台，电监会有望改变“花瓶”形象：
2005年4月，中央编制办发布了《关于明确发展改革委与电力监管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的通知》。该通知为发改委和电监会的有关职能进行了原则性的分工。
5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电力监管条例》正式实施。该条例一出台就被业内人士寄予了厚望，有人甚至称其为电监会的“安身立命”之本、“尚方宝剑”，将使电监会有了作为的法规依据。
7月15日，电监会网站发布了一则《关于成立国家处置电网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称，由电监会主席柴松岳担任组长的该领导小组，有权“决定实施和终止应急预案，以及宣布进入电网Ⅰ级停电事件状态”。
然而，上述原则性的规定或者紧急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的令牌，对电监会来说显然形式大于内容。有专家认为，市场机制的欠缺需要一个强势的监管部门发挥作用，显然，在这方面发改委的角色更加符合国情。
一直倡导“大监管”模式的柴松岳需要更具有实质意义的监管职权，《电力监管条例》也许只是一个过渡产品。《电力法》才是电监会安身立命的根本大法。
很明显，电力监管体系若没有《电力法》的支持，其监管体系很难说能真正完善，科学定价体系的建立同样也需要这一点。与现实相比，1996年颁布的《电力法》已经落伍。但若对其进行重新修订也难以一蹴而成。在起草《电力法》过程中，诸如：国家简化行政审批，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工作正在进行，尚未完全到位；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只完成了一小部分，大部分任务还在后头；电力企业尚未建立规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合理的电价机制尚未形成，电力市场的有关运行规则、管理办法和条例的建立刚刚起步，电力监管体系有待完善，电力安全和电网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有待完善；等等，这些都导致新《电力法》的出台时机尚不成熟。
当然，新的《电力法》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把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中的所有问题都囊括进去。庞杂的电力市场改革还需要包括《价格法》等等在内的相关法律体系的健全。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就很难说中国电力市场的改革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
而这些任务在柴松岳的一届任期内恐怕难以完成，今年64岁的柴松岳已经快到省部级高官退休的年龄界限。不过，考虑到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柴松岳应该对他这几年的工作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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