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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馨月 发自北京
审计署要不要隶属于全国人大，要不要升格，要不要实行垂直管理？一场关于审计体制的争议持续了二十多年。
在争议中，审计署审计科研所副所长崔振龙被称为现行审计体制的“辩护者”。“这
个称呼，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崔振龙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财经日报》：说您是辩护者，您为什么一半赞成一半反对？
崔振龙：首先对现行审计体制要有个准确的定位，当大家在说审计体制的时候，实际上只关注了一点，就是领导体制，谁领导审计机关的问题。其实审计体制是非常广泛的概念，包括内部的组织设置、运行机制等。如果说我是所有审计体制的辩护者那就错了，在很多情况下我是一个批判者。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一个辩护者，您理由是什么？
崔振龙：我不同意最高审计机关由人大直接领导，第二我不同意垂直领导。对于给审计机关升格，我也是一个反对者。
首先，我认为现行体制比人大直接领导更有效。决不能简单套用国外的体制，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可比的。
在国外，立法机构在国家预算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审计机关为立法机构服务。我们的立法机构对国家预算也在发挥作用，但是人大所发挥的作用还没有到必须由审计机关为其服务的地步，所以审计目前主要是为政府服务。另一方面，审计机关还要审计大量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使用，包括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大量的国家建设项目。这些领域的监管目前主要由政府进行，在这种条件下，如果归人大管，会形成新的监督空白。
更何况，我觉得宪法精神应该是主导思想，审计体制是《宪法》确立的，既然上一次修改《宪法》没有在这方面做出改变，还是要尊重《宪法》。《宪法》没有改变，不可能让《审计法》改变。
《第一财经日报》：不赞成垂直领导的理由呢？
崔振龙：讲垂直领导往往是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但却忽视了审计服务的性质，也不符合法理。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职权范围，都有自己的预算，审计监督也应该在本级，不能用上级权力侵犯下级权力。
此外，审计制度的变革涉及宪政的改革。如果上级政府把所有的职能都垂直了，还要下一级政府干什么？如果承认我们国家是五级政府，仍然强调一级政府要做一级预算的话，那审计的体制就不应该垂直。
需要警惕一种思想，部分人诉求垂直领导是在诉求自身利益。有些相对落后的地方更希望垂直领导，因为垂直领导以后都属于中央单位，待遇会发生变化；而中间一级的管理层也会希望借此扩大自己的领导范围。
《第一财经日报》：不垂直领导，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干扰审计工作，影响独立性的问题？
崔振龙：这个问题不是非要通过垂直去解决，其他的措施也是有的。比如新修订的《审计法》里规定地方审计机关领导的任命要取得上级审计机关的同意。而且干扰的具体情况也要分析，审计是政府领导下的、为政府服务的，不能把政府的所有的意见都看成干扰。
《第一财经日报》：为什么反对审计机关升格？
崔振龙：升格的思想本身就是人治的思想，而不是法治精神的体现，独立性要通过法律来体现。升格也许很有效，但是我不主张国家朝这个方向发展，每个事项都重要，那大家都提高级别，什么都是“钦差大臣”，就等于都没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作为批判者，您批判的又是哪些地方？
崔振龙：比如效益审计始终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世界范围内审计机关所做的工作都是效益审计为主。虽然《审计法》总体目标上提到审计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但是审计项目上没有给它确立具体到位的法律地位。
现有《审计法》在审计工作方面的程序都是按照财务审计模式去设置的，对效益审计法律的规范是不够的。新修订《审计法》体现得也还是不够，恐怕以后国家需要专门的法律去解决。
我们的审计职责也不够规范。从一个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现在的审计职责对审计人员太友好。从法理上讲，职责应该是事权范围加工作目标，我们有事权范围，但工作目标相对不够明确具体。《审计法》只是说审计机关有权对下列单位进行审计，但是审到什么程度，没有要求，只能通过审计机关自己制定一些规范去解决，这样审计职责的刚性就差了。
国外的相关法律就比较规范，不是有权去审而是必须去审，审完以后要对财务报表发表总体意见，我们缺少了后半部分。现在我们也在规范，全国人大对审计署也有要求，但还没有写进《审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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