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新开放观

　　当国家缺乏外资的时候，外资外贸多多益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吸收外资的第二大国，就要考虑对外开放的成本与代价问题。

　　撰稿／陈统奎 胡乐野

　　GDP高速增长，出口激增，全球竞争力却在下降——9月28日，令人瞩目的世界经济 论坛2005—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出炉，中国综合全球竞争力排名全球第49位，较去年下降了3位。这是一个值得忧思的信号。

　　盘点过去一年，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80%，是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因素，国内消费应该占主导地位，达到70%左右，比如美国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达到78%，日本更高，占85%。

　　“一个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的国家，其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对新民周刊说。他从开放思维的角度进行反思，提出“新开放观”的战略思维，试图解释中国综合全球

竞争力下降的根源。

　　新民周刊：您提出的“新开放观”新在什么地方？

　　张幼文：新开放观就像它的名字所表明的那样，它的核心是开放，我把它叫做中心开放战略：不只讲数量而且讲质量，不只讲增长而且讲效率；不只讲我们得到多少还要讲我们付出多少，不仅讲现在的发展，而且要讲可持续发展。

　　当国家缺乏外资的时候，外资外贸多多益善。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大国、吸收外资的第二大国，就要考虑对外开放的成本与代价问题。譬如说由于国内的恶性竞争，导致低价出口，使得欧美纷纷对中国

反倾销，这就是为了追求数量而导致的不必要的资源损失。

　　新民周刊：近期高层也开始关注中国利用外资的临界点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从政策制定者层面，已在酝酿新的开放战略？

　　张幼文：我感觉这是对只关心外资数量的做法提出了异议。现在国内总体上不缺乏资本，巨额人民币储蓄在银行里没有很好利用，我们缺乏的是好的投资机制，缺乏好的企业和好的项目，而不是缺资金。我们没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大把引进外资。譬如去年实际利用外资600多亿美元，GDP约为1.6万亿美元，计算下来GDP增长中3.67个百分点是靠外资，超过去年增幅9.5%的三分之一。整个经济增长超过三分之一的增长量来自于外资的增量，致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充满了不确定性。

　　外资数量在

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能单独去求得一个公式，这里不存在外资多少就是好多少就坏了，以及所谓的“安全临界点”问题。但是不管怎样，今天确实到了我们重新审视外资数量与效益关系问题的时候了，外资数量的增长并不同时就是发展成就的指标或国力提升的指标。

　　新民周刊：有人说，中国对外开放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超越洋务运动，这两者无什么本质不同吗？

　　张幼文：洋务运动最主要的特点是学习外国技术，而我们这些年利用外资的结果也是把外国技术引进中国，这一点有相似性。国内还有学者就此批评中国经济是外国技术控制下的经济。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的出口往往是外国技术、标准、品牌、生产销售网络等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除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体现的都是外国生产要素的竞争力。因此，今天的出口规模及其增长并不能作为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直接标志。

　　当年洋务运动引进外国技术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直接购买的办法，而不像今天由外资带入并控制。从洋务运动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可以通过直接购买国外技术，特别是购买国外的核心技术，作为进一步开发产品的基础，由此形成自己品牌。这就不同于外资直接投资，导致今天中国在很多领域出现有出口而无产业，或者有产业而无技术的狼狈。

　　新民周刊：这就是说引进外资不是无代价的。

　　张幼文：外资的税收低于国内的民企和国企，这就是成本；外资得到的政府服务，公共产品，甚至更好，交的税又低，这就是代价。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廉价批出土地，这就是成本。很多地方政府缺乏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外资来了，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得税收，这是“政治收入”，是政绩，但是地方政府不能推卸责任，不能以牺牲环境来获取政绩。环境污染也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大家往往都相信中国的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价格低是我们的优势，所以外资企业廉价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是合理合法的。这个逻辑太简单化了，中国劳动力没有廉价到这个程度！劳动力价格，包括劳动力的再生产，包括个人的生活费用、繁衍后代、教育、个人发展的支出，这些都是在劳动力成本之内的。我们假定劳动者拿到的工资够他活下去，够他养一两个小孩了，但是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超常的，没有双休日，哪来时间谈自我发展？劳动力生产必须包括接受教育和个人发展的成本。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劳动力的廉价看作是合理的，这也是一种社会成本。

　　新民周刊：您曾经提到“贫困化增长”这个概念，又说“中国处于‘微笑曲线’的低谷位置不可能微笑”。

　　张幼文：“贫困化增长”意思是，外贸发展的同时贸易条件恶化了，也有人把这个概念翻成“痛苦的增长”。

　　一个关键问题是，经济增长是不是得到与之相应的福利增长。外贸的增长率，GDP的增长率是不是反映了结构的增长，福利的增长。很多东西看上去在增长，但按照福利标准和结构进步的标准来衡量，是相对下降的。GDP增长中有多大的比重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力量？现实是，GDP中越来越高的比重被外资占有。外资来到中国，把中国的技术吸引过去，熟练劳动力吸引过去，民企国企更加困难，这种增长掩盖了诸多问题，“贫困化增长”就是描述这种情况，这是一种痛苦的增长。

　　“微笑曲线”是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宏碁公司创始人)提出的一个概念，他把产品从研发设计到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从头到尾排过来，每一阶段的增加价值表现为Y轴高度，研发设计这几个阶段Y轴比较高，生产制造阶段Y轴比较低，销售和售后服务阶段Y轴又很高，这样从左到右出现了一条曲线，就像笑的时候的嘴形。微笑曲线，其实我们一点也笑不起来，因为中国位于曲线最下端，即生产阶段，增值链中增加值最低的环节。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制造是最不赚钱的。

　　在这里，“中国出口”已经只有国家的地理意义，而模糊了国家的国民意义和生产要素意义，从而模糊了出口增长的国民福利意义。强调这一点是进一步分析劳动力价格被残酷压低情况下出口发展国民福利的逻辑起点。

　　新民周刊：因此很多人说，“made in China”已经不是最重要了，关键是要“made by China”。

　　张幼文：这个确实很有意思。我们在谈中国外贸出口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谁在出口？是中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方式出口？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 “made in China”，它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国生产的东西离开了中国的海关，这是出口。过去全球化程度比较低的情况下，“made in China”的概念主要就是中国自主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但是现在 “made in China”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异。2004年在全部出口当中，大概有57.1%是外资企业出口，而在57.1%的中62.5%是纯外资贡献的。中国要素的竞争力，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到底如何，一目了然。

　　不能再简单地把“made in China”看作中国的竞争力了。“made by China”就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哪些中国要素在生产这个产品。现在加工贸易将近占整个出口的60%，我们可以看到，“made in China”一定程度上是以中国工人低工资为代价的。中国自己的生产要素对出口贡献多大呢？假定劳动力成本占了六分之一，那么50%的出口贡献来自海外，中国自己的生产要素对出口的贡献就只有50%。因此，加工贸易形成的巨大出口总量严重夸大了中国真实的出口能力，夸大了贸易在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外资企业则在另一个意义上夸大了出口在GDP增长中的地位，即通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出口能力夸大中国要素的出口能力。

　　新民周刊：那么1980年代以来一直沿用“出口创汇”指标是不是应该修正了？

　　张幼文：80年代缺少外汇，中国需要外汇来加快工业化，显然这个时候能不能获得外汇是核心问题。开放的目的实际上首先是获得外汇，这个条件下，出口创汇自然重要。这种追求绝对正确，创汇是当时发展核心的一个目标。

　　问题是我们已经过了20多年，我们的体制机制始终是以创汇为追求目标，总以为获得外汇总是有利的，这样就出现了发展滞后。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说现在就不该追求外汇了，追求外汇的问题背后其实就是就业问题，因为出口可以解决就业的问题。国内很多企业发现，产品在国际上还销得出去，国外还有买家，国内反而没有买家。根源在于国内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不均，国民贫富差距在扩大，收入倾斜于一部分人，收入被他们掌控，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内消费是不利的。

　　新民周刊：对于中国的开放观也好，中国国际地位也好，您一直主张加入新的评价指标，构建一套新的评价体系。在您看来，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里，哪些指标需要修正，哪些新指标需要引进？

　　张幼文：关键是要找一些实际能够衡量社会发展、反映国力地位的价值指标。外资外汇的指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发生变异，正在越来越扭曲地反映现实中国。建立新指标体系的原则是：坚决排除不具有实际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比如说外资数量；准确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比如说GDP；采用更加真实反映国民福利提高的新指标体系，比如说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的增加值。

　　我们讲GDP指标，如果不分离外资创造的部分，我们就分不清中国的企业创造力是多少，那么我们对国力就会有个误解。不清楚自己实际国力的情况。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2002年中国排名第96位。而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GNP排名2002年中国在127个国家和地区和中排名第73位。虽说单项指标分析方法对于准确判断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是有局限的，但是中国的确不能夜郎自大。

　　新民周刊：我们假想一个美国小镇的选举，候选人向选民谈引进外资，他或许会谈外资提供了多少工作机会，同时为政府提供了多少税收，但是可能有些选民就要嘟囔了，我们不要大企业，我们要过平静的小镇生活。

　　张幼文：发达国家不会像中国这样，在外资政策上体现出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外资和国资享受一样的国民待遇。这个小镇的选民显然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外资进行考问，首先是不是创造就业机会，第二是会不会影响生活环境质量。在中国，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政府的思路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但是我们要考虑，如何尽可能减少发展的代价。政府往往因为考虑外资的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忽略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在引进外资时，很多地方没有注意未来指数的影响，尤其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政府应该慎重考虑，在关注发展指标的同时，还要关注老百姓的福祉。

　　发达国家一般通过地方立法来约束地方政府对外资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一个项目在这里落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政府必须一一向公众公开，而且政府有义务去了解这个企业会带来哪些后果，政府要代表老百姓去观察和发现问题。不然公民可以依据信息公开法告政府。同时外资企业一方也必须向政府公开企业的相关信息，否则出现损害公共利益的后果，吃不了兜着走。还有一点，西方国家跟中国不一样的地方是，经济的发展责任不在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会去花大量的精力去引进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