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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国胜 杜文娟
湖南省煤矿工会干部李国强说，确定标准应该兼顾国家、地区和个人的利益关系，找到最合适的点。他觉得1500元应该是个比较合适的“起征点”。他认为，“起征点”上下调整几百元，对个人的生活基本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如果调整幅度过大，将会对国家财政带来很大的影响。依法纳税是公民的义务，也是公民的光荣，每个人
都不应该只盯着自己的口袋，还要考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北京的周江则认为，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必须考虑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成本的大幅度增加的情况，要重视中低收入群众的意见、建议。这位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的经理表示，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基本生活费用结构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比如，现在如果没有电话、手机，上不了互联网，不少城市居民就好像缺了耳朵、眼睛，无法正常工作生活，这块费用是如今城镇居民生活必须的，应合理地计入基本生活成本之中。
“我在这个问题上是少数派，因为我赞成降低起征标准，具体说1000元比较合适。”山西省第三地质工程勘察院工程师王永栋开门见山。因为职业原因，他长期在西部老少边穷地区工作，接触到了大量的贫困群众。他认为这次调整的是工薪所得“起征点”，已经把包括农民在内的大多数没有工薪来源的贫困人口排除在外了。而从1500元降到1000元，对许多有稳定工资收入的人来说，只是增加了很少的钱，但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增加一部分税收，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和西部老百姓的脱贫，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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