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仁军/文
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国内企业更好的投资机会，中国与日本80年代的需求和处境有何异同？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在“广场协议”之
后以惊人的速度疯狂增长，其规模于1989年达675.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然而，经济泡沫开始破灭之后，日本的FDI又以惊人的速度下跌，从1989年的675.4亿美元一下跌至1992年的341.38亿美元。短短的几年时间，日本的FDI可谓是大起大落(见图一)。令人不解的是，“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如果把美元换成日元，即使不进行投资，也能因日元的升值而“坐收”丰厚的利益，而日本人却把大量的资金投往国外，特别是购买美国的债券和股票，而放弃持有日元所能带来的汇率升值效应。就连当时美国的经济学家彼特·德拉克(Peter Drucker)对这种现象也感到十分迷惑，他在其著作《新现实》中写道：“1985年秋美元对日元汇率下调后，资金的流向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美国的主要债权国(这里指日本)尽管看到自己庞大的美元资产的价值已减少了一半，却仍然继续将资金投向美国。”
对此，真家阳一先生解释道：“日元升值之后，国内的制造成本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上升，导致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日本的对外出口，所以企业把资金投往国外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海外竞争的能力。另外，由于日元大幅升值，使得日本人手中的钱价值增值，从而能够买到国外变得相对比较便宜的资产，所以购买了大量的土地、房屋、宾馆、高档办公大楼，包括大规模并购美国的企业和银行等等。”
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也是日本扩大FDI的原因。“日本的资本市场是相当发达的，企业可通过上市进行融资，发行债券特别是可换股公司债筹资，是企业重要的资金来源，在当时经济形势看好的情况下，融资成本是很低的，”真家阳一说，“另外，银行的低利率对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有很大帮助。”当时，日本为遏制日元升值的势头，采用了低利率的策略，1986年-1989年间的官定利率为2.5%，比美国同期低3-4个百分点。此外，日本企业的国内资产因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猛涨而迅速增值，这样的增值是不花费成本的，企业由此获得巨额利润并扩大对外投资，实质上也是一种非常廉价的资金来源。
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对美国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日本对外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增加，于是就对美进行债券和股票投资。这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做法，这种基本做法到目前也没改变。”真家阳一如是说。
从日本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状况并没有像一般的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出现大幅缩减甚至变为逆差，而是继续保持巨额的顺差状态(见图2)。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要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就必须有外国资金的流入，以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否则美元就会继续大幅度贬值，以此来压缩经常项目的赤字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而这时日本所不愿看到的。
首先，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的美元资产，美元继续贬值会对这些资产造成巨大的损失；其次，美元继续贬值会使日本产品的国际价格提高，打击日本的对外出口。即使美元不贬值，美国也会因国际收支的逆差而采取各种措施制造日美贸易摩擦，阻碍对美出口。真家阳一提到：“80年代后期，日本对欧美国家的投资主要就是为了减少和规避贸易摩擦。”
于是，为了缓解日元升值的压力，大量的资金流入美国。然而，从投资的产业结构看，日本的FDI中，非制造业投资不论是规模还是增长速度都远远大于制造业投资，而在非制造业投资中(见图二)，金融保险业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见图六)
大量的证券投资使日本过多的拥有美元资产，而在日本对美贸易持续顺差的情况下，美国一再要求压低美元，并在证券市场上不断地制造证券价格下跌的压力，一旦证券价格下跌，持有大量美国证券的日本投资者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于是，为了稳定证券价格，保住已有美元资产的价值，日本投资者继续注入大量资金购买美国证券，而越是这样，就越受制于美国，造成恶性循环，形成“钱在他乡，身不由己”的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美元资产很多并没有实现保值和增值，而是在国内经济泡沫破灭后被迫低价卖掉以弥补资金的损失和短缺。对此，真家阳一先生也遗憾的表示：“日本80年代末期购买的资产如果在90年代前期能够继续保持的话，还是能够获取利益的，只不过由于出现了经营的赤字，被迫卖掉一些资产。”
日本的FDI是成功还是失败，各方说法不一。但是，如果日本的FDI把资金倾向于其占有优势的制造业，就不会造成对美国证券的集中性依赖，从而受制于人。如今，中国的情形与日本当年相似，也因对美国长期巨额的贸易顺差而面临着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并且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大部分都是以美国证券的形式存在。
其实对于这一点，日本也早就有所意识。真家阳一先生认为，即便日本对外非制造业投资额大于制造业投资额，也并不能说明日本的FDI以制造业为重心，他说：“日本的对外投资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尽管当时有大量的非制造业投资，但并不具有优势，日本的优势在于制造业，特别是汽车制造。可以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是以‘实业’为基础的。”90年代以来，日本的FDI在内容和方向上都进行了调整。内容上，对非制造业投资的下降幅度大，回升幅度小；方向上，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投资的下降幅度大，回升幅度小，对亚洲投资的下降幅度小，回升幅度大，特别是对中国的投资大幅增长。在调整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优势产业在海外投资的地位，并掌握了对外投资的主动权。
“日本的海外投资特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只把中低端的产品投资于国外生产，而真正高端的制造却在留在国内生产并出口，”真家阳一说：“对欧美的汽车制造投资尤其如此，既做到了在发展中国家削减成本，又实现了本国向美国出口。中国最缺的就是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发展对外出口和投资，关键是要发展自己的技术和品牌。日本的海外投资都是建立在自己技术和品牌优势上的，如松下、索尼，还有汽车制造等等。”
与日本企业手握技术和品牌不同，对外投资是寻求低成本和市场通道不同，中国企业拥有的是低成本，因此现在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品牌和技术。中国应逐步培养自己的优势产业，防止把大量的资金集中于证券投资，重蹈日本“钱在他乡，身不由己”的覆辙。
1987年4月1日美国时代广场上豪生酒店上竖立了佳能的巨幅宣传画。时代广场的户外广告标价为世界之最，而在时代广场拥有广告牌，则是公司实力和品牌知名度的象征。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开始成为时代广场广告牌的大主顾。50年代，日本佳能为挤进美国市场，采取了借水行舟的策略，获得了巨大成功。早在1955年，日本佳能就同美国富有销售经验的贝尔哈威尔公司合作，将自己的照相机产品以“贝哈佳能”的商标名称在美国注册，并在美国市场上销售。几年后，佳能借用贝尔哈威尔的销售渠道扩大了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逐步赢得了当地消费者的信赖，因此就开始展现身手以夺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佳能首先将首创的带光敏“电眼”的电动电子曝光照相机投放美国市场，不想在喜爱新奇刺激的美国消费者中引起了轰动效应。佳能抓住这一机会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佳能美国公司。佳能美国翅膀硬了，随即中断了与贝尔哈威尔的合作，将“贝哈”从“贝哈佳能”这个品牌中删除，正式以佳能的名牌商标在美国市场上独往独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