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商打破经济困局

　　本刊首席记者/王平 2005年8月22日，山西，太原。

　　当百度CEO李彦宏跨步踏上“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盛典暨新晋商国际论坛”演讲台时，“晋商”创造的显赫历史似乎在此划上一道清晰的界限。

　　李彦宏身后的大字“新晋商”像是新一代山西商人的形象标志，映照着他和坐在他面 前来自各地的1047个山西显赫商人。他们不缅怀过去，他们要开创新的晋商品牌从而支撑山西经济,在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中取得突破。

　　“晋商，已成为历史。” 刚当选为新晋商联合会副会长的李彦宏说，“在现代条件下，明清时代的晋商文化固然要继承和发扬，但代表当代尖端科技的硅谷文化更需要新晋商去学习。”

　　与他一样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是“新晋商”大会的主旨，而山西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调出席并主持，也反映出他们希望“新晋商”概念成为山西经济发展和转变发展思路的一个突围方式。

　　新晋商重任

　　一个区域的发展，最终的支撑点是人，而新晋商的衰落无疑也是山西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因此曾经辉煌的

　　晋商如何再现历史风采成为山西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新晋商的发展涉及山西经济发展战略的方方面面，也涉及自身的发展观念问题。

　　“今天，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在与晋商代表座谈时直言。

　　“山西人有勤奋、节俭的传统，但是现在大多数山西人在环境的影响下，安于现状。而美国人则在现代企业影响下，想着如何依靠

股票、依靠期权来改变生活。”李彦宏说，“新晋商联合会的组成正好给了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新晋商们逐步去做一些事情，树立起自己的品牌。”

　　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新晋商》杂志总经理席啸也认为，晋商是一个品牌，不管过去如何辉煌，现在已经沉默了，而发起成立这个组织，就是区别“晋商”这个历史名词，形成一个新的形象。

　　其实，早在“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之前，山西在“晋商”这个词上下工夫的就大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个

　　词对大部分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就连守着大院生、听着票号故事长大的山西人，也并未意识到“晋商”能赋予自己家乡怎样特殊的内涵。在贯穿整个90年代的10年里，为了改变外界对山西人封闭的印象，山西省政府专门成立课题组研究山西商人走向世界各地的历史足迹，以彰显晋商的开放思想。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晋商”这个词开始逐渐在历史的片段中从民间走向有组织的开发挖掘，各种机构纷纷以“晋商”为名开始关注新时期晋商的发展，各种媒体也开始纷纷开出专版、专栏介绍推广晋商。

　　正当山西从上到下研究“晋商”的历史时，粤商、浙商、潮洲商、鲁商正携带着特有的商帮气质席卷全国。而山西在此时奉献出“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都有山西人”的口号，也改变了包括山西人在内的中国人对晋商的认识。

　　“晋商”开始成为一个在中国商业历史上创造过极盛局面的名词，这是那场研究风潮的贡献。然而，此时的晋商挖掘更多是从历史意义上复原老晋商的辉煌，除了推动旅游的发展外，并没有为山西商人带来实际的发展思路。

　　新的晋商依然蹒跚前行。

　　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落后，让“新晋商”迫不及待地推出一个传播理念：新一代的山西商人要寻求复兴之路。

　　没人否认商帮文化或许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一个区域经济模式迅速转型的华人社会中，成功的商帮保持了“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

　　正因此，晋商内部始终在讨论——历史对于现在的山西，究竟还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种讨论并非没有益处，至少它可以帮助曾经辉煌的晋商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发展路线以及商帮文化。但现在他们要做的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迅速寻找下一个突破口以取代目前自己正在失去的这个优势。

　　“一提到晋商，人们想到的是历史上的东西。”李彦宏说。其话语背后是，新的晋商形象并没有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并没有找到新的商业突破支撑点。晋商的名声靠票号支撑，而“新晋商”为我们贡献的是什么？

　　“说山西商人有诚信，但全世界的商人都在喊诚信。”席啸说：“山西商人有票号，但现在有制度更先进的银行。所以新晋商要走出去，只有靠创新。”

　　新晋商们在会上发表的《新晋商宣言》表示，将传承晋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之精神，实现晋商的复兴与超越。

　　但新的突破方式在哪里？

　　无疑，作为一个商帮，新晋商的整体崛起还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此同时，激情四溢的新晋商也开始担负起发展山西经济的重任，抱团打天下成为新晋商们的共同愿望。

　　从民间到政府的大战略

　　历史意义上的晋商曾带给山西人无尽的光荣，如何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下，重新整理、借鉴和有选择地吸纳晋商群落形成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是在商业经营上的某些理念的梳理和重构，是新晋商和专家学者，甚至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晋商联合会”成立当天，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就在会上表示，山西首先要做好“打扫门庭”、“开好菜单”两件事，然后“要把想投资的朋友全请来”。其中“打扫门庭”是指整治和优化投资发展环境，“开好菜单”是指做到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于幼军的言外之意显然是山西要打造“新晋商”品牌形象，将之上升为一个省的发展战略之一。

　　一个鲜明的印证就是，“新晋商联合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却牵动了山西省几乎所有高层领导的目光，两天的大会全由几位副省长主持，其规格之高应是山西近几年推广晋商品牌的颠峰之作，其用意不言而喻，反映出山西对“新晋商”思想解放的迫切。

　　第二天的“新晋商国际论坛”上几乎所有的发言人都认为，“新晋商落后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观念滞后。”

　　观念落后，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的“官本位”。现在的山西人在总结山西商人的显著特色时，恐怕都会异口同声地说：官商。这种与权力的微妙结合是老晋商衰落的一个原因，也是新晋商们发展方向的一个制约因素。

　　来自山西省工商联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制约山西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主要是环境和观念问题：政策约束和所有制歧视；融资不畅、人才匮乏、信息不灵；执法不规范、税费负担重；服务不到位，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微观服务；小富即安，小进则满。

　　由此看来，新晋商的发展不仅制约于文化的创新，还在于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制约。所以新晋商的突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人发展组团品牌，而是一个省的经济发展谋略体现，新晋商的发展也成为山西经济环境形象的一个指标。

　　而于幼军的认识是，要发展山西经济，政府就要提供全程保姆式的服务，破除“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想。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如今的“新晋商”，就其个体和整体规模来讲，都与传统意义上的晋商不可同日而语。

　　“新晋商”的主要代表除了位居中国钢铁行业前20名，山西最大民企和中国最大民营钢铁企业——海鑫集团的李兆会外，能具有号召力的几乎都是带有“晋籍商人”的名号：百度总裁李彦宏，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孙玉麟、天津顺驰集团董事长孙宏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等。

　　山西本土出的新一代晋商廖若晨星。

　　所以，“新晋商”的突破依然是政策大于文化的作用，新晋商突围依然需要面对体制及政策的改变，而不是某个组织的成立所能解决的。

　　于幼军在大会上说，山西要发展，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治和优化山西的投资发展环境，特别要在政府诚信、政府依法规范行政、政府行政效率、服务企业工作以及整顿市场秩序方面加大力度。

　　而这些改变后的新形象、新策略需要敏锐的新晋商体会。

　　与当初创办《新晋商》杂志一样，席啸也正是看到了矛盾性的存在才将刊名定为“新晋商”。“我们组织发起这次‘新晋商联合成立大会’与我们当初创办杂志的理念是一致的，就是给大家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新晋商’品牌成立的基础上，不仅《新晋商》杂志的品牌成立，而且对山西经济发展也有了贡献。”

　　而于幼军的想法是新晋商在今后要多些诸如山西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对外发展、扩大对外交流方面形成了哪些新的战略考虑，推出什么新政策，有什么重大的举措，山西有什么发展机会、好的投资项目等方面的交流，并使之能够及时地让各地知道，包括分布在海外的山西人都知道。

　　无可否认，各方都希望“新晋商”取得突破。

　　而“新晋商联合大会”的成立也给出了一个信息：晋商要塑造新的形象，山西经济发展模式正在试探走向新的高度。

　　抱团打天下的梦想

　　一个商帮的出现源于一个区域文化的融合，一个区域文化不可能否认地域的血缘乡情。正因此，才有了“新晋商”能成为山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佳形象传播品牌的可能性。

　　在“新晋商联合大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为山西发展贡献自己的想法，最具代表性的是德意志银行董事、中国区业务主管翟隽。从自身的业务范围出发，他认为，“山西应成立一家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名字就叫晋商银行，充分吸收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企业资金参与，加强管理，引进外资，带动山西经济发展。另外，建立发展煤炭产业基金，为三大煤炭集团提供重组资金，为能源产业出力。”

　　这其中包含的思想就是让新晋商通过组团发展山西经济，透出浓浓的晋商地域血缘特色。

　　而海南航空公司董事长陈峰的话也许最能代表“新晋商”品牌文化的理想。

　　“晋商的本质是文化，这是晋商辉煌的本质。现代晋商应该以晋商文化的商道，在新世纪树立晋商的新形象，用文化的力量重塑人心，用文化的力量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造就一批新一代的晋商。”

　　无人否认晋商文化的存在。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虽经数百年来时代变迁，晋商从没有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涉，其中或有消极的因素，但在某种程度上，“因为宗亲存在的关系，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至少在目前看来，这种力量是不能忽视的。

　　李彦宏在演讲时就说：“百度的上市，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中国公司的上市，而是一件让所有中国人长脸的事，更是让山西人骄傲的事！”

　　与李彦宏一样，陈峰在讲述海航的成长时，一股浓浓的晋商情结也贯穿其中，“晋商为什么能取得300多年的辉煌？那就是：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利义发生矛盾时，取义不取利。”“以义制利是晋商的根本精神所在。虽然晋商置身于财富之上，但把修身养德作为一生的事业。我们今天的晋商要弘扬的就是这种精神，将修身养德放在第一位的商人才是大商人。”

　　因此，海航的企业文化带着浓厚的晋商特色。海航的干部都必须看纪录片——《晋商》。

　　但要重塑晋商精神，不是一味地体味他的辉煌，历史文化的宣传毕竟不是决定物质投入思维的话语权。晋商文化如何由务虚转入务实，进而融入晋文化之中，是“新晋商”传播理念的核心。因为山西经济结构是一种衰竭性经济结构，晋商文化的继承、企业家与企业文化、核心竞争力与先进文化、品牌策略与企业营销文化、晋商精神的弘扬及新晋商雄风的重振等等均需实证的方法求证，此外别无他法。

　　“抱团”只是一种理想，“新晋商”也只是一个平台，让他承载太多并不是现实，投资软硬环境的变化才是“新晋商”品牌传播的根基。因此，新晋商的发展是放在山西经济发展方略之下的。

　　“现在的主要资源不是煤和钢，而是人们的头脑。山西的企业家们确实面临着眼光的再次更新，面临着再次塑造现代企业模型。”大会的一位山西企业家认为。

　　“新晋商”品牌

　　“资源，总会有枯竭的一天。”李彦宏说，“目前我国正进入后WTO时代，这是一个市场面扩大、外资大量进入资本市场、尊重知识产权的时代。有见识的山西企业不应局限于简单地利用资源优势，而应抓住机遇，充分发挥数字化时代的优势，进军知识经济领域。”

　　所有的新晋商都将发展放在了山西经济发展的蓝图中去考虑。

　　虽然“百度”在演讲中处处突现出对晋商文化的理解与融合，但所有人都知道，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影响下，晋商文化已经不能单纯使用而是要经过批判发展才能适用现在的环境。

　　山西人普遍认为，山西好多时候没有赶上发展机遇。最近一百年来，包括改革开放以后，甚至在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山西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在政策导向重要的年代，任何一个区域的兴起跟当时的政策导向是有绝对关系的。因为政策往往体现出改革创新的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煤挖出来。山西人说：“山西如果每天少出几车皮煤，就会有人要跳墙了。”

　　现在山西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难道真要等煤炭枯竭使山西的城市成为一座座“废都”？

　　以往晋商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煤炭及其相关短线投资产业上，对于无害产业认识不够，也许这次新晋商观提出，是山西改革经济关注点的一次难得契机。然而，新晋商所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权衡短线但见效快的资源性发展还是适应时代的长远发展方略的问题，还需面对一个小范围的崛起模式的影响，大家都在挖煤赚钱的氛围下，如何让人相信新经济的影响，如何走上正常的商业赢利模式。

　　从另一方面来说，相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晋商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主观上丢掉了“传家宝”，即在商业和经营上所表现出的创新精神。

　　真正意义的晋商辉煌并不是其财富的多寡，而在于其经营上所体现出的永无止境的创造性。晋商因创造出许多商业奇迹而著称于世，这种“奇迹”的产生是由山西商人靠奋斗和不断地总结、思考以至改良、改造而创造出来的。而当代山西商人的无所创新应该是山西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晋商”品牌，倡导和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尤为重要。而这一点正是目前山西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软肋。

　　晋商即联合，即开放、即竞争、即创新，晋商是在不断的商战中长大的。没有了竞争、没有了创新、没有了商战，晋商不可能复兴；没有了策略、没有了智慧、没有了联合，晋商断不能成功。

　　晋商最好的品质就是诚信、重义、敬业、谨慎、有群体精神。但过去言传身教贯穿儒家传统的商场文化，现在可以说荡然无存了。

　　而让“商人”真正成为商人似乎更是山西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会发起人之一的席啸认为，“我们作为一个媒体，首先是讲公益性，第二才是经济效益，用媒体的公益性来推动媒体的发展，之所以叫新晋商，就是想用地缘文化来做这个事情。”

　　“晋商研究在山西比较红火，也是渴望从研究中得到慰藉的同时，找到一条复兴之路。”席啸说。新晋商联合大会成立更象中部崛起政策下的山西宣言，与会的官员、企业家和经济学者都提出了自身的思路，更是一种新形式下的山西发展探讨。

　　所以，山西发展的历史课题，决不仅仅是“新晋商突围”一个问题。

　　同时，新晋商何时真正崛起？让我们知道答案的，惟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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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海内外最富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在历史上，山西有着无比辉煌。山西人凭借他们的勤劳智慧，让山西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晋商则更是山西人的骄傲。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山西第一家票号叫“日昇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刚开始时，“日昇昌”的异地拨兑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取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

　　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蔚丰厚”、“日新中”等票号纷纷成立，并广设分支机构，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8家，并逐渐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其严谨及科学性，至今令金融学者亦惊叹不已。

　　票号使晋商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也都对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赞赏有加。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他们的信用度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晋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

传统文化家族。

　　在晋商大族中，一般都重视家规家风。如祁县乔氏，在中堂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氏在中堂用的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

　　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是晋商的另一特点，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平遥日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