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到了调整和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时候

　　贸易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利用目前的时机，调整我们习惯久已的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

　　□王跃生

　　8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头7个月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到7659亿美元，贸易顺差50 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去年全年的319亿美元顺差。而仅7月一个月，贸易顺差就达到104亿美元，为有史以来第二高的单月顺差纪录。

　　对这些数字，按说有关部门应该欣喜才是，毕竟为国家积累了大量外汇，又可彰显其政绩卓著。然而，据说有关部委对此并不显得特别高兴，反倒有些忧心忡忡：过高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与逆差国(主要是美国)的贸易摩擦和争端会更尖锐，而外汇储备的大幅度增长又会使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加大。

　　这种忧心不难理解。对此常有专家建议，应当进一步降低

出口退税，改变“出口创汇”的思维。建议虽然不错，但已无多少新意。一则已在实行，未得前瞻之功；二则没有跳出外贸的范畴，就贸易谈贸易，唯顺差说顺差。

　　以我看来，贸易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利用目前的时机，调整我们久已习惯的低成本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依靠自身的丰富劳动力和高额储蓄率，以及外资流入，创造了经济增长和世界加工厂的奇迹：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充斥世界市场，为中国带来了跳跃式的贸易发展、巨额账面顺差和超常规的外汇储备。

　　然而，在依靠加工出口维持高增长的同时，我们并没赚多少钱，也未形成自主产业，还付出了巨大代价：长期处于国际分工末端，靠廉价劳动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廉价资源和严重浪费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成为发展的条件，致使资源、

能源紧缺，环境恶化；对低成本的追求造成对劳动者利益和人身的损害，加班加点、血汗工资、收入微薄、保障全无，打工一族境况悲惨；社会发展和福利水平低下、经济社会发展极度失衡。

　　如果说过去我们不得不依靠这样的模式维持经济增长、就业以及出口和国际收支，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调整和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调整低成本模式，首先应当通过立法和已有法规的切实执行保障劳动者权益，为企业规定强制性的福利和保障义务，如劳动保险制度，劳动和工作环境标准，工休与休假制度，最低工资标准，对加班加点与超时工作的严格限制和加班工作的高补偿制度等等。

　　这些制度，不仅适用于正式职工，而且应惠及农民工、临时工、打工仔和打工妹等一切劳动者。调整低成本模式意味着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进行严格限制，制定并切实执行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强制污染企业安装环保设备和设施，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施以重罚。调整低成本模式意味着对企业生产使用的资源，如土地、矿物、水源、电力等收取资源税，以促进企业形成节约型的生产模式。调整低成本模式还意味着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促使企业建立以人为本、与环境协调、具有社会道德和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如此等等。

　　这种新的模式必定会提高企业的成本，它将使一味倚仗低成本的企业难以为继，从而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一转变需要合适的时机。现在则正是合适的时机。

　　一方面，旧模式累积的矛盾已十分尖锐，酿成一系列宏微观经济社会问题，如弱势群体和社会发展失衡问题、资源与环境问题、产业与经济升级问题等等。另一方面，目前又恰是消化吸收调整所带来的冲击的合适时机：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将自动抑制出口过快增长，从而缓解贸易顺差以及货币升值等问题；低成本的丧失将有助于解决企业创新不足、产业发展滞后、贸易顺差巨大但收益偏少等问题。至于由此带来的GDP增长和就业压力，则应以内需解决，而新模式是有利于提升内需的。

　　还应该看到，即使现在不进行主动调整，市场的力量也会自发地缓慢调整(不是今年南方一些地区就出现了

民工荒以致工资大幅度上涨吗？)。但是，主动调整比被动调整好，因为主动调整的时机是可选择的，幅度和影响是可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