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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金融生态的排名并非只是“学术意义”上的荣辱，更事关利益得失
★ 本刊记者/王晨波
中国社科院在央行的委托下绘制出了第一幅“中国金融生态图”——《中国金融生态
调查报告》(后简称《报告》)。《报告》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金融状况做了分析评价。
9月上旬至今，央行一位副行长主持了报告的验收工作，其班底由央行三司两局(金融市场司、货币政策司、调查统计司、金融稳定局、金融研究局)、财政部、国税总局等多部委专家组成。之外，还有五家商业银行也派出代表参与验收。
从验收的阵容可以看出，这并非一份寻常的调查报告。“作为第一份对中国金融生态进行从定性到定量研究的调查报告，央行行长周小川不但一直颇为重视，还应该算是该研究最初的点题人。”一位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参与起草《报告》的人士对本刊说。
尽管《报告》尚未露出“庐山真面目”，但很多地方政府就已经急得“跳起来”。本刊多方求证，大约可以对其管中窥豹。
行长点题
作为社科院2005年重大项目之一，该《报告》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领衔，会同一批骨干研究人员，历时近一年完成。调研得到了央行的大力支持，前述三司、两局均予以密切配合。
报告的参与者回忆说，在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国经济学50人论坛”上，周小川首次公开正式提出改进“金融生态”的说法。
周之所以用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来比喻中国的金融环境，主要是有感于：“中国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对不同地区进行金融风险的分类是有必要的。过去几年，中国不同地区的金融风险，如果以银行的坏账来衡量，最大能够相差10倍。”而如此巨大的差异却是在同样的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央行希望社科院能够对所谓的“金融生态”做一次全面的调查。
而李扬也深谙此概念内涵，“生态受生物本身与环境之间的互相影响，以及互相融合过程，而金融系统与之十分类似，机构、市场是一个提供者，而企业居民是消费者，大家构成一个赖以生存的活动环境。”
据李扬介绍，其调查方法主要是利用各种类型的官方统计、民间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最基本的调查指标主要有100多个，之后，由此100多个指标整理得到10项大指标，最后汇集成一个综合指标。
这10项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司法公正、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政府干预程度、企业竞争力、企业诚信、金融合规性、社会保障体系等。每项指标都有若干“子指标”，比如经济发展指标，就是由市场结构、发展水平、经济效益等“子指标”决定的。
有意味的是，《报告》并不是一次“适可而止”的尝试。李扬表示，在今后，《报告》将每年推出一份，其具体所指的各项金融指标将成为指导中国金融资源分配的“风向标”。
“改善金融生态好比是‘化学变化’，不过不是金融机构内部的‘化学变化’，而是内部和外部混合的‘化学变化’。这一‘化学变化’发生得不会非常快，是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来实现的。”周小川这样说。
而《报告》无疑是为周所说的“化学变化”提供依据和指导。
地方“起急”
由于报告涉及到各地的“金融生态”评价，内容颇为敏感，《报告》负责人对本刊坦陈，其具体内容目前尚不能公开。
但通过多方了解，其大致轮廓已现。据本刊了解，从排名情况看，上海、深圳、北京排名靠前，一些中等城市例如杭州、温州、台州、宁波、厦门等也排名靠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穷的地方排名未必就靠后，因为尽管他们十分穷，但是他们民风纯朴，有可能大家也乐意去投资。”《报告》参与者说。比如，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区。而另一方面，像苏北、河南、皖北、东北等地区的排名比较靠后，例如淄博、徐州等城市。 颇有意味的是，排名靠后并非经济落后的代名词，像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也有一些地方排名并不靠前。
以广东为例，曾经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之前数年在经济发展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破坏了金融生态的平衡。具体表现有支持本地金融机构违规高息揽存和账外经营的，也有纵容地方企业逃废金融债务的，甚至有地方政府带头赖账的，结果导致金融机构撤离，信贷投放减少，经济增长滑坡，历经数年仍未走出困境。
央行有关人士建议，将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列入对地方政府绩效的考核范围，以不良贷款比率、逃废金融债务比率、金融债务案件执结率作为考核指标。
之所以把地方政府导致的不良贷款放在调查的首要位置，因为目前70%多的银行不良资产都与各地政府的不良决策有关。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商业银行留下了巨大的不良资产。
“我们的报告有利于城市去发现自身的问题，主动地去改善金融生态环境。”《报告》参与者说。但另一方面，排名靠后的一些地区已经急得“跳起来”，这些地区的领导也希望能够改善形象，“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坏不能随意改变，哪怕是《报告》里的指标在差的地方形成恶性循环。”上述参与者对本刊说。
指标效应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些指标并非只是“学术意义”上的荣辱，更事关利益得失。
央行金融市场司债券发行处处长霍颖俐是《报告》的沟通负责人，她的参与让业内认为，《报告》中的指标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提供决策依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部长魏加宁的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仅乡镇一级政府的平均负债已经超过400万元，遑论县市。这条长长的债务链延续了10多年，已经成为引发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最脆弱一环。
“发行地方债券是一种标本兼治的办法。”魏加宁对本刊说。但是《预算法》第28条不允许地方政府举债。人们质疑地方债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地方财政青黄不接的困境，让人质疑发债者的偿还能力。这又涉及到地方偿债能力的评级问题，需要一套繁杂严格的制度来规范。
《报告》参与者透露，此次《报告》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对地方政府评级，最终可能成为决策层是否同意地方政府发债的指标，并能直接指导发债利率及偿还期限。
“不仅仅是市政债券，其他项目融资债券、民间投资也面临同样问题，商业资金追利本性决定它会选择相对排名靠前的地方。”李扬说。
那些政策法律环境透明、社会信用状况良好、企业信用等级和信用记录良好、银企关系融洽、中介机构健全、金融债权能得到切实保护的地区将会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相反那些社会信用环境差、信贷资金缺乏安全保障、流动性差的地区，其区域内外资金都会选择离开。
如此一来，每年发布一次的《报告》，将会成为今后金融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金融生态”也不再是一个空头概念，而成为一个具体而权威的指标。
今年7月19日，在央行分支行长座谈会上部署的下半年五项工作中，有一项就是加强地方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目前山东省、湖南省等地方政府也都已经明确提出金融生态改良的目标。
“引起地方政府的警觉甚至震怒是意料之中的，我们希望通过推出《报告》引导地方政府改善金融生态，并由此争取金融资源，发展地方经济。”该《报告》的参与者对本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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