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控制风险急需职业管理

　　NPO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和民促会秘书长黄浩明表示，国内基金会出现的投资失误以及控制风险能力弱，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管理层还没有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也就是一些基金会还没有消除由官员来掌握最高权力，转向由职业人才来管理。

　　本报记者 张华侨

　　9月7日，NPO信息咨询中心董事长商玉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90年代一些基金会试图通过股票市场以及其它金融投资实现增值，甚至一些基金会将募集到的资金投入办企业。但到了90年代中期，一些金融机构因决策失误出现沉重的负债而被政府勒令关闭整顿，如中农信、中创等。严酷的现实击破了基金会通过金融机构理财获得增值的梦想后，不但导致一些基金会陷入了亏损，特别是那些委托金融公司理财的基金会，出现了本钱也难以收回来的困境。

　　建立专业的

理财队伍迫在眉睫

　　对于基金会来说，依赖金融投资却难以获得理想的增值，还在于银行利率的下降和

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造成他们增值手段的狭窄和收益难以提高，这种不利的局面还导致基金会，在避免风险保障投资安全和寻求收益中出现了矛盾，尤其是在缺乏信誉的情况下，基金会很难找到对自己投资负责的金融机构。

　　商玉生说，除了增值渠道的狭窄使国内基金会难以获得理想的收益以外，还在于他们没有建立专业的理财队伍，来应对市场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作出最优化的投资决策，即使他们想聘请优秀的理财专家，但在需要高待遇支撑才能留住人才的情况下，他们又无力承担高昂的费用。

　　而经过前几年投资亏损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些基金会在投资获得收益的选择上变得很谨慎，他们感到投资收益再多，也不会给自己带来利益，在担心如其冒险失败让自己来承担责任，还不如以安全求得平衡的心理支配下，一些基金会在筹集资金寻求增值上没有突破，但这种安稳没有实现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的还要有效的目标，也就是说不能只顾安全而使募集的资金不能有效地增值。

　　商玉生指出，国外一些具有规模的基金会虽然通过投资获得增值，但它的投资决策是在一个健全的董事会治理中作出，并由理财专家来选择投资方向并判断风险。即使是那些小的基金会选择投资时，也由董事会来制订投资战略，这能够保障基金会的投资在控制中有效地实现增值目标。

　　难以获得增值并控制风险的矛盾还来自国内基金会的管理体制，一些原来官办色彩浓厚的基金会负责人来自政府退休的官员，虽然他们成为最高领导者，但对于基金会能开展多少公益项目、能募集到多少资金、如何控制风险等，却并不具有专业的管理能力，而且这种机制也不可能使他们对基金会的发展作出有效的决策。

　　尤其是在控制投资风险不由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民主决策，仅靠个人权威来决定的情况下，基金会的决策与管理权有时被秘书长等人操作，出现了由少数掌握权力的人来决定基金会命运，这些掌握权力的人在缺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可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和爱好，甚至以满足个人的利益去寻求增值，而结果可能是基金会在由个人意志的决定中蒙受巨大损失。

　　如一家基金会的秘书长不将精力用到开展公益项目上，却将募集的资金投入一家企业去炒股，以至在忽视对基金会内部财务管理中导致资金被挪用，最终造成巨大的损失，一家基金会的秘书长将资金存入一家金融机构，而他个人却从中拿回扣。

　　“我们并不主张一家基金会靠个人的威望和魅力来管理，而是要建立一个决策透明、高效的董事会制度，以形成对权力的制约来提高基金会的运转效率并控制投资风险。”商玉生说。

　　基金会管理层需职业化和专业化

　　面对国内基金会在投资上出现的失误以及增值困难的问题，9月8日接受记者采访的民促会秘书长黄浩明说，这主要是国内基金会的管理层还没有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也就是一些基金会还没有消除由官员来掌握最高权力，转向由职业人才来管理。

　　据悉，国内944家基金会中大部分有退休官员出任领导，理事会成员中也有官员阶层在担任，这种由官员构成的基金会管理结构，虽然他们拥有社会资源，能与政府保持联系发挥影响力，并与企业建立了一定的关系，但不利的是他们对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创新动力也不强，而保障基金会能够持续地发展，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层，来创出品牌树立公信力，以筹集到更多的资金。

　　由此，黄浩明认为国内基金会的理事会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通过一种竞争机制使秘书长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所谓职业化就是秘书长由聘任而不是由政府来任命，被政府任命就无疑带有官场色彩，这种变革直接关系到基金会内部的治理，它必须是超越个人关系建立的制度约束。

　　因为控制风险保障投资增值与理事会成员的决策有关，而他们的素质又关系到决策的效率，在管理层没有形成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情况下，决定基金会的命运就可能会被少数人操纵。但现在国内的基金会还没有建立一个薪酬委员会，来对秘书长的报酬作出合理的规定，这也是影响到基金会缺乏控制内险的内在动力。

　　“国内的基金会目前还是由少数人决策，缺乏专业人才来对投资作出风险评估，这种决策在市场缺乏诚信时就会出现高风险，走向专业化就是聘请的人至少在某个行业是专家，让管理者在获得相应报酬的激励下，去实现基金会的公益最大化，我反对过去那种认为筹资可以零成本实现，而筹资是需要付出成本，因此，基金会必须朝着一种既符合公益目标，又能生存下去的方向发展。”黄浩明说。

　　黄浩明还指出，国内的基金会目前仍是一种援助型，筹集到了资金以后再去操作项目，这样他们背负着筹集资金和实施公益项目的双重使命，而国外是援助型和资助相互合作，有些基金会只筹集资金不做项目，他们的资金来源于股票与其他投资的收入，有些基金会只做项目不筹集资金.。

　　当然基金会投资造成的损失以及将捐款用于非公益项目，又会造成基金会在公众心中失去公信力，并影响到社会人士对基金会捐款的积极性，由此，在政府对一些金融机构作出关闭，影响到基金会的投资收不回来后，基金会的债权如何得到清偿，以及追究领导者的责任，成了一个急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