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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丘眉发自上海
中央就“农民”和“农业”问题，分别在2004年、2005年连续出台两个1号文件之后，下一步自然要考虑的就是“农村”问题。
日前，《第一财经日报》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洪远研究员处了解到这
个消息，并对他就新农村建设的问题进行了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前一阵子，北京大学林毅夫先生作了一场演讲，认为应该把拥有9亿人口的农村看做目前亟待释放的最大一块消费市场，并希望这个潜在的市场能让中国经济远离正在走近的通货紧缩，因此引发“新农村运动”的讨论热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热潮？
宋洪远：其实，早在几年前，林毅夫先生就曾经提出过“新农村运动”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今年，他再度提起“新农村运动”，却引起了讨论的热潮。这背后是有大背景在支撑的。
2002年底，党的十六大以后，“三农”问题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之后，连续三年，中央就“三农”问题发了重要文件：2003年的3号、2004年的1号以及2005年的1号文件。回顾这三个重要文件，2003年的3号文件表示出对“三农”的高度重视；2004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民”，旨在提高农民的收入；2005年的1号文件关注“农业”，旨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三农”问题，具体就是指“农民、农业、农村”。关于农民、农业的问题都有相关指导文件了，中央下一步自然是考虑“农村”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林毅夫今年的“新农村运动”受到了广泛关注。
《第一财经日报》：“农村”问题具体怎样考虑呢？
宋洪远：“农村”问题，就是考虑农村建设，对农村进行综合治理。
在两个1号文件鼓舞下，农民生产积极性会提高，农民收入也会提高。用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农民屋子里的事情”都解决了。下一步，农民对“屋子外”即村里的基础设施，要求就会有相应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在做法上，有没有国外的经验可供借鉴？
宋洪远：韩国的“新农村运动”就成效不错，一些做法很值得借鉴。比方说，政府安排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如水、电、路；从下水道、路灯、公厕等方面改善村容、村貌；农民生活市民化。
将来，中国在“农村”问题上，公共产品供给如水、电、路，还有公共服务如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都要由政府下大力气，由政府主导投入。
《第一财经日报》：在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从理论上估算，可能会创造一个多大的、新的社会需求市场？
宋洪远：人口占全国总人口69.6%的农村地区，现有农户2亿多户，比城镇1亿多户多出1倍多，还有一个很大的具有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没有办法实现消费的愿望。
以目前生产能力过剩达到50%的家电产品为例，城镇市场已基本饱和，但1998年在农村每百户居民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的拥有台数分别为32.6、9.3和22.8,仅为同年城镇居民拥有量的30.1%、12.2%和25.2%。新农村建设后，每百户农村居民对上述三大件产品的拥有量每提高10%，市场需求量就可以增加2300万台。
《第一财经日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一些人把眼光转向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彩电、冰箱、洗衣机三样也早就开始开拓农村市场。但是，开发农村大市场的努力已经有好几年了，仍未取得预期效果。你认为，其中主要原因是什么？
宋洪远：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低是由于消费习惯造成的。比如，农民注重建房，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区，农民的住房建了再拆，拆了再建，已反复三次了，但却忽视了其他消费。
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乡居民对收录机的拥有量没有差别，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拥有量差异甚大，其原因在于对收录机的消费不需要其他基础设施与其配套，而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消费则需要有电、电视信号、自来水等配套。但目前农村不仅电网老旧，电压不稳，而且，电价高昂，一般为城镇电费的3倍、甚至10倍；农村地区电视信号微弱，甚至收不到电视节目；有49.7%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村对彩电、冰箱、洗衣机的需求。这也更加显示出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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