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怀旧

　　本报记者 张 策 宋 怡

　　北京报道

　　“我认为龙永图的思想是前卫的、宏观的，是站在月球上看地球，不该拿他的只言片语来做文章。”陈祖涛，这位77岁的老人告诉记者，自主品牌需要三个要素：人才、先进的 试验设备和大量的资金。“卡车是小学水平，轿车是大学水平，让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参加赛跑怎么行？”

　　67年前，10岁的陈祖涛第一次坐上卡车，他感到汽车是个新鲜的玩意儿，他并不会想到13年后自己的人生与中国汽车工业紧密相连，并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半个世纪。

　　一汽的第一名职工

　　1951年的春天，陈从莫斯科鲍曼工学院毕业归国，随后作为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代表再次回到莫斯科，为一汽项目往返中苏之间。

　　陈利用这个机会，在莫斯科汽车厂26个车间里跑了个遍，从机床、压缩空气、燃油到厂区环境等项目建设，他都参与进去，积累了大型汽车厂设计的经验。

　　1953年，大批前苏联专家奔赴中国长春，一汽开始正式动工建设。同年，饶斌任厂长。1955年2月，陈祖涛随饶斌回到了长春。一年后，为了正式开工，陈在一次到国外为企业采购的过程中，得以参观了奔驰、大众的汽车厂，看到了差距。

　　回国后，陈开始组建专门的汽车设计部门。他按照专业配套慢慢调集人才，专门组织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的工厂设计单位。不久，一机部正式命名成立了“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陈任处长兼总工程师。

　　“赶庙会”产“红旗”

　　1958年，“大跃进”之下，一汽开始生产小轿车。当时的政治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所以第一辆小轿车叫“东风”。

　　此时，中央提出生产自己的高级轿车。陈祖涛说，“当时我们国内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还不具备生产轿车的水平，但国家需要是压力也是动力。”

　　一汽最后决定采取仿制的办法，购进一台高级轿车，把它拆解开，把全部零件一一摆放，然后动员全厂职工来“赶庙会”，谁能接下哪个零部件，谁就签下协定。大家的热情很高，老工人、技术干部几乎是“抢”着签协定。

　　新的高级轿车试制成功后，根据当时毛主席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政治形势，给新轿车取名“红旗”。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仿制轿车“红旗”没有进行试验，若干年后，虽然做了很多改进，但红旗的毛病逐渐显露出来。1980年代“红旗”的生产暂停下来。但时任中汽总公司总经理的陈祖涛觉得“红旗”终究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品牌，他坚持改进“红旗”。随后，陈找政府要到了外汇，进口了发动机、转向、制动等关键零部件，组装后，红旗质量明显提高，很多中央领导在陈的游说下重新换上了新“红旗”。

　　1984年，建国35周年，邓小平同志要检阅三军，中央警卫局需要一辆绝对保证安全的防弹版“红旗”检阅车。

　　造防弹车的活动软顶篷只有美国有，但美方不卖，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军工系统开始自己试制。最终，“红旗”检阅车“出世”。

　　检阅那天，小平同志乘坐特制的“红旗”检阅车将通过金水桥开向东单，陈夹在人群里，“我周围人山人海，大家欢呼雀跃，我却不闻不见，直到检阅车平稳地开过来，我的心才放下来。”

　　再选址，绝不选在山沟里！

　　1965年第二汽车厂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陈祖涛再次被选中。

　　当年12月，一机部正式任命了二汽建设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是饶斌、齐抗、张庆梓、李子政和陈祖涛。选址小组一共做了20多个方案。核心是三滩：将军河，黄龙镇，十堰。1966年10月，一机部牵头在老营召开了二汽选址现场会议。

　　“我是坚决的十堰派，李子政、饶斌也赞成这个方案。我代表五人小组发言前，孟少农告诉我，你的方案是以总装为核心的蜘蛛网式的布局，这样讲简单易懂，大家也易接受。第二天，我一气讲了几个钟头，最终我们的十堰方案以压倒性优势获得通过。”

　　二汽共有26个专业厂，分为发动机、车桥、总装冲压和后方生产四大片区，采取“总体分散，相对集中”的布局，以总装为中心，按地形采取蜘蛛网式布置。1966年11月，二汽的设备修造厂率先开始动工。

　　当时的二汽是我国新建的最大汽车厂，生产纲领是10万辆卡车，这个规模在当时排在世界第三。

　　“但这个第三并不能说明我们先进，反而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建厂思想的局限。西方汽车厂家的规模比我们的要大得多，他们的产品也更多元化：80%是轿车，其余的是卡车。卡车根据运力的结构不同又分为重型车和轻型车，重型车占20%，轻型车占70%，中吨位的通用型车不多，只占10%。而二汽2.5吨、3.5吨的军用车产量4.5万辆，其余的5.5万辆都是中吨位的5吨卡车。”陈说。

　　五人小组和相关人员经过认真讨论，制定了《第二汽车制造厂建厂方针14条》，1967年“14条”被一机部批准，其方针包括：产品系列化；生产专业化；大力开展研发等。

　　“我们是个大国，没有研发能力就意味着我国汽车工业在世界上没有位置。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有自己的研发机构，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锻炼自己的研发队伍，创建自己的品牌。要搞研发，首先要有工具，所以我们在二汽建了汽车模具厂、设备制造厂、通用铸锻厂、设备修造厂等，能够自己生产模具了，还能自己生产组合机床等研发新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成立了技术中心。”

　　在那个年代，搞研发工作要受到各个方面的制约，陈在发动机厂后面的小山沟里偷偷地建起一座比较先进的发动机实验室。

　　除建厂外，陈祖涛等人更花大力气建学校、商场、

医院，甚至火葬场，还要修马路，“结果我们还是违背了当年进山的初衷——远离城市，最后发现我们建了一座城市。”陈祖涛笑着说。

　　为轿车奔走

　　1981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中央决定成立中国汽车工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公司等全国性的专业公司，陈担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筹备人。他决心，此次一定要把轿车发展提上议事日程。因为长期生产大众桑塔纳轿车是邓小平特批的，独家生产了近10年之久。

　　1982年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正式成立，陈祖涛任总工程师，1985年出任总经理。陈后来联合经委、交通部、交通运输研究所等，到处召开研讨会，得出一个汽车工业产量的比例——商用车、乘用车在全世界的比例大致为：乘用车占70%-80%，商用车占20%-30%；商用车里，重型车占10%，中型车占20%，其余的是轻型车和微型车。

　　1987年，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的副理事长薄熙永(薄一波之子)会同陈祖涛等人一起奔赴

北戴河会议，找中央领导为轿车工业争取政策。

　　很快，会议宣布，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轿车工业，成立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至此，我国汽车工业领导体制基本形成：国务院振兴汽车工业协调小组——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汽车企业。

　　2年后，陈祖涛退休，但退而未休。

　　让他欣慰的是，我国汽车工业近年来发展迅猛，他最后告诉记者，虽然最近几年由于石油飞速涨价等因素，汽车生产放慢了增长速度，但轿车进入家庭是阻挡不了的客观潮流，中国的汽车发展至少还有2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