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充满可能性的历史

　　丁三/文

　　1944年7月22日，当一架C-47运输机在延安降落时，机上的9名美国人可能不会想到，他们不仅开始参与一段充满可能性的历史，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也由此开始了自己命运的变化。

　　这9个美国人是“美军延安观察组”(USAOG-US Army Observer Group)的第一批成员。观察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官方联络机关，共存在了963天。它曾给20世纪的中美关系增添了另外一种可能。

　　“迪克西使团”

　　观察组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华盛顿如果继续因为意识形态而偏袒重庆，那么，美国将失去延安，也将失去中国。延安改变着他们的中国观点。但此时，在烟波诡异的重庆，一些重大的变化却悄悄发生着——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观察组是“史迪威精神”的产物，它的诞生更与史迪威本人息息相关。所谓“史迪威精神”，指的是西方世界的一种与其说是“亲共”、不如说是“反国民党”的态度。抗战期间，许多生活在中国的西方军人、外交官、记者，认为重庆太腐败，认为国民党不过是一股守旧腐化的，代表官僚、地主、军阀的势力。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西北一角”，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史迪威正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自1942年亲历中国远征军的惨败后，史迪威就毫不掩饰他对重庆的深恶痛绝。这一年湘豫桂的大溃败，更使他把重庆政府看作一具

木乃伊。为此，他游说华盛顿，一方面希望白宫向重庆施压，让蒋介石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他；另一方面，他试图了解延安的态度和军事潜力。在这一背景下，两名出生在中国四川的年轻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分别向华盛顿提出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建议。

　　1944年6月，来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蒋介石提出了这个要求。因湘豫桂大溃败而丢尽颜面的蒋介石，终于勉强同意了。

　　观察组以52岁的包瑞德上校为组长，以35岁的美国驻华使馆二秘谢伟思为政治顾问。喜欢以典故命名的美国人，把观察组称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是美国人对南北战争中南方邦联的称谓，农业倾向、气质固执、有“叛乱者”的意味……这就是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理解。

　　延安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观察组的日常工作，包括气象观测、情报合作、救援失事的美国飞行员等，是同盟国协作的组成部分。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些都是表象的、皮毛的。考察组负有更重大深远的使命：考察延安的战争潜力，以服务于

二战，这是史迪威的需要；考察延安的政治潜力和走向，以服务于美国的远东及世界战略，这是华盛顿的需要；甚至还有一个“中国之路”的命题：中国一直是西方的一个谜团，它太大、太有凝聚力，因此没有成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它又太弱、太守旧，因此一直没有走上日本那样的西化道路。如果延安取代似乎随时要崩溃的重庆，它将走向何方呢？是苏俄那样的道路？是传统中国？还是西方式的代议制国家？……

　　与此相对应，延安表现出了巨大的热忱：给予他们各种工作上的便利，甚至给予对延安来说极其高昂的每月7美元津贴。即使这样，那仍是一段简朴、干净、有些清教徒味道的生活，但，正因此，它却感动了这群美国年轻人。观察组的一个成员夸张地正话反说：“延安惟一的不好，就是在重庆我们可以轻易找到妓女，在延安却怎么都找不到。”

　　中国式的古老、厚实、悲壮，渗透着这些美国小伙子的天真、乐观和自信。绝大部分人都有着这样的延安印象：延安人人有饭吃，每一个青年都以参军为荣，整个社会朝气蓬勃。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延安将引领未来中国，也将牵动世界格局。其中的一些人，如谢伟思、戴维斯、卢登等，甚至超越了“史迪威精神”，他们意识到，对一个濒临绝境达百余年的国家来说，奢谈形式民主是多么可笑。华盛顿如果继续因为意识形态而偏袒重庆的话，那么，美国将失去延安，也将失去中国。

　　延安改变着他们的中国观点。但此时，在烟波诡异的重庆，一些重大的变化却悄悄发生着。

　　史迪威危机

　　在许多人看来，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关系的一次倒退。它对“迪克西使团”的打击更是致命的：没有了史迪威的观察组，还能执行它推动华盛顿与延安关系的核心使命吗？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组，还能走多远呢？

　　派出观察组的当月，一切似乎都还很顺利：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同意把军队交给史迪威，延安更满口允诺。但几乎一转身，蒋介石就翻脸了。

　　依旧是7月，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派一位“富有远见、有政治能力和想像力的人”来中国。言下之意，是史迪威对政治一窍不通，而中国的问题不能单纯地在军事立场上看待。几经犹豫，罗斯福作出一个折中的决定，挑选赫尔利少将充任调停“蒋-史”矛盾的私人特使。

　　历史证明了，由赫尔利充当这个“调停人”，是一个大错特错的决定。

　　1944年8月18日，赫尔利走出了他的第一步。在莫斯科机场，他直截了当地问俄国外长莫洛托夫：苏俄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莫洛托夫表示，俄国不关心中国的内部事务。赫尔利由此认为，缺乏苏联支持的中共，不可能有对抗蒋介石的决心和实力。这成了他此后中国使命的一个压倒性信念。

　　赫尔利之行，一开始就偏离了航向：他的使命不是调停“蒋-史”矛盾吗？他为什么关心苏俄对中共的态度呢？他后来又为什么把手越伸越长，乃至调停起国共关系来了呢？对此，观察组的发起人之一戴维斯在《抓住龙尾》一书中认为，赫尔利张扬的个性，使他一开始就不满足于原有使命。

　　9月6日，赫尔利到达重庆，第二天就把苏联的态度告诉蒋介石。一种政治默契很可能由此达成了：蒋介石要以赫尔利替代史迪威，一是消除自己的威胁，二是通过赫尔利来保证美国的军援；而赫尔利可以从“蒋-史”调停人，摇身一变而为“国-共”调停人，由此进入历史。

　　9月19日，当白宫要求蒋介石把军权交给史迪威时，蒋介石凶狠地还手一击，他回复白宫：如果逼迫他，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其话外音是他将与日本单独媾和。这个对白宫的致命一击，使罗斯福在10月18日无可奈何地表示，他将召回史迪威，而以资历很浅、对赫尔利一味妥协的魏德迈将军取代。

　　在许多人看来，史迪威的被召回是中美关系的一次倒退。它对“迪克西使团”的打击更是致命的：没有了史迪威的观察组，还能执行它推动华盛顿与延安关系的核心使命吗？

　　失去了史迪威的考察组，还能走多远呢？但，对赫尔利来说，这却是他中国使命和地位的一次质的飞跃。接着，11月1日，他的又一个重大机会出现了：美国驻华大使、“中国通”高思因为对赫尔利的不满，提出辞职。

　　赫尔利这个人

　　赫尔利以处理一把青菜的交易方式，来处理中国的命运。被戏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从此不再信任赫尔利了，他们在当年12月开始寻找和华盛顿直接接触的途径——

　　早在史迪威离职前后，戴维斯就担心赫尔利会取代高思。但，白宫没有把这个小外交官的警告放在眼里。11月7日，掌握了美国对华政策全权的赫尔利来到延安。就是这次延安之行，他被定格为一个小丑，一个空前绝后的笑话。

　　来延安的第二天，赫尔利给了毛泽东一份声明，说那是他和蒋介石的“共同意见“。声明的核心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延安当然不同意，于是提出了关于“联合政府”的另五点意见。

　　让整个延安目瞪口呆的事件发生了：和赫尔利主张恰恰相反的延安五点意见，仅仅隔了一夜，就被赫尔利自己全盘通过了！赫尔利在共产党的五点意见里签上了名字。他还自鸣得意地说，空白的部分，要留给蒋介石签字。

　　赫尔利以处理一把青菜的交易的态度，来处理中国的命运。但事情还没完，回重庆后，当蒋介石也断然拒绝时，赫尔利立即反悔了。

　　这时的赫尔利如同无赖，他威胁延安：不许向外界、向新闻媒体公开他已在五点意见上签字的事实。当毛泽东为此怒气冲冲，表示可能公开这份文件时，赫尔利大声咆哮：“妈的！他耍我！”

　　即使在这样的局面下，赫尔利在11月29日给罗斯福的信里，仍然荒谬地写到，“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协议可能需要两个星期……(他们都)急于达成协议……最近的耽搁主要是因为天气……”

　　可笑吗？这就是1944年、在中美关系和国共关系上负主要责任的一个美国特使。但可笑的又何止这些？《延安使命》写到：赫尔利第一次到延安时，曾莫名其妙地对周恩来大叫：“喂，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一个叫艾奇逊的外交官曾希望白宫给予中共平等的待遇。他深谋远虑地谈到，这“可以让共产党站在我们这边，而不会将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赫尔利却在这份电报稿上画了一把手枪，并咆哮着：“我知道是谁起草了这份电报，是谢伟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惩罚这个狗娘养的！”……

　　不仅在延安，在重庆的美国人，普遍认为他是“一个脾气暴躁、自相矛盾的自大狂”；外交官和军人给了他各种各样的绰号，“吹牛大王”、“纸老虎”、“想成为伟人的草包”、“公牛”。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他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傻瓜，一个演起来像大人物的无能者”。他对上司、对同事的无数撒谎例证在文件里经常被发现……被戏辱的、富于自尊的延安，从此不再信任赫尔利了，他们在当年12月开始寻找和华盛顿直接接触的途径。

　　两封信和一份报告的命运

　　1945年8月，华盛顿又一次暴露了它对远东局势惊人的无知。它的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失误，决定了中美两国从此渐行渐远，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复对话——

　　1944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共同约见了观察组成员、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他们委托他把一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为慎重起见，希契中尉耗费了十几天功夫，起草了一份延安报告后才动身回美。之后，他分别拜访了海军部长詹姆斯·佛列斯特尔和国务院的约翰·文森特。他们两人都看了这封毛泽东的信。

　　1945年1月6日，希契列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希契表达了他与考察组对中国局势的深刻洞察。

　　他谈到，占中国人口82%的农民，特别是华北农民，绝大多数都支持共产党；他认为，不管美国花多少钱支持国民党，都无法阻止蒋政权的崩溃；他因此建议，华盛顿“最好能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

　　但希契吃惊地发现，听众对他的话“反应平平”。更可怕的是，当失望的希契希望早些回到延安时，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你返回中国”。不久他就被派往了菲律宾。很久以后，希契才知道，与戴笠有密切关系的、“中美合作所”的迈尔斯把这个情报给了重庆。倾向于重庆的“合作所”，比代表倾向于延安的“考察组”，在华盛顿有着更多的、主流性的支持。

　　第一次“直接接触”的努力，就这样无疾而终了。与此同时，1945年1月9日，毛泽东通过“迪克西使团”代理团长雷·克劳姆莱少校，寻求另一个“直接接触”的途径的努力也落空了。魏德迈把他和周恩来希望访问白宫的信，扣押在了重庆。

　　接着，是事实上造成华盛顿与延安决裂的“2-28报告”事件。

　　1945年2月28日，由谢伟思执笔，一群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们撰写了一份给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即“2-28报告”。报告要求华盛顿援助延安，认为这才是避免中国崩溃的惟一前途。但不久后，谢伟思等人却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逮捕了。延安做出了强烈反应，《解放日报》的社论说，谢伟思等人的被捕不是泄露了什么机密，而是因为他们曾激烈反对国务院某些派系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

　　这些事件，让延安愤怒了：延安只要求公平，但重庆和华盛顿都不愿意给它公平。只要公平，延安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大多数选票，让重庆垮台。因此，重庆的算盘只能是让延安先交出军队，而对此，毛泽东愤怒地说：这是要他们把“双手绑在背后”再对话。

　　重庆这么做，是因为它的虚弱。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又在哪里呢？毛泽东似乎百思不得其解。1945年9月，阿诺德·达迪安离开延安的前夕，毛泽东问达迪安，既然华盛顿知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支持延安，为什么它的态度还这么消极呢？达迪安解释说，美国长期有反共产主义的传统，并且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的没有什么区别。

　　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还主张国共和谈呢？毛泽东没有问。而在60年后，我们或许能看得更清晰些：在冷战即将揭幕的背景下，美国试图以脆弱的国民党为领导，同时利用共产党的活力和领导社会的能力，以形成一个牵制苏联的力量。但这种以腐朽牵制新生、融合冰与火的算盘，无疑是一厢情愿的。它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惊人天真，对这个以五谷与土地、社稷与伦理为象征的国家的惊人无知。在接下去的长长岁月里，华盛顿无数次地谈论着“失去中国”的历史责任。

　　1945年8月，华盛顿又一次暴露了它对远东局势惊人的无知。它的一个历史性的巨大失误，决定了中美两国从此渐行渐远，一直到30年后才得以恢复对话。

　　大转折

　　1947年，经历了963个日子后，“迪克西使团”最后的三名成员离开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计到的那样，观察组是“和平的最后保证”，他们一撤退，国民党军队就开始进攻延安。全面内战爆发了——

　　1945年夏天，当欧洲的冷战铁幕已经拉开的时分，在远东，美国却频频敦促苏联对日作战。美国的估计是：70万关东军有着巨大的战斗力，由美军主攻的话，巨大伤亡不可避免。它试图让苏联承担代价，而坐收渔利。这是一个典型的“卞庄刺虎”之计。

　　但这却是一个惊人的误算：关东军的力量早已枯竭了。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的态势赢得了满洲、朝鲜和日本的北方岛屿。这种战略转折，使接下去的国共和谈有了鲜明的争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等中间力量的色彩，使和谈本身变成了一张纯粹的“民意牌”。

　　1947年，经历了963个日子后，“迪克西使团”最后的三名成员离开了延安。正如延安早就估计到的那样，观察组是“和平的最后保证”，他们一撤退，国民党军队就开始进攻延安。全面内战爆发了。而在内战基本定局的1949年春，毛泽东再次派遣黄华前往南京，拜访黄华的老师司徒雷登。这个寻求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最后努力，因冷战的愈演愈烈，几无悬念地流产了。它换取的，是两篇针锋相对的著名文字，《白皮书》和《别了，司徒雷登》。此后，新生的、危机四伏的新中国，只能别无选择地一边倒，并因此介入朝鲜战争。虽然50年代末事实上中苏就已经决裂了，但一直到70年代、当中国重工业体系基本形成后，北京才重新对华盛顿打开了自己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