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心理上割裂的城市

　　□ 本报记者 郭威

　　广州行政区划大调整后，在以前的开发区基础上新成立了南沙和萝岗两区，其中即将建成的南沙港，规模将超过现在的黄埔港，经济价值不可限量。因为区划调整而变动工作的公务员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为区划调整举行的广州公务员双向交流会上，公务员们像毕业生一样展开了“投简历大战”。南沙、萝岗最受青睐，只设了两个摊位的南沙区更是收到了上千份简历。

　　原因很简单，即使是公务员，不同地方、甚至同一地方不同部门，收入也可以天差地远，在中国，这正是城市割裂的注脚。

　　同样的区域差异在上海也许更加明显，以至于上海的劳动保障部门，以此为据画出了一份“求职地图”，将上海劳动力市场，按区域划分为五大“板块”，帮助求职者“扬长避短”。

　　对于如今的城市居民来说，最简单的坐标就是学校。大学生和文盲都挣38元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激烈的社会竞争甚至体现在幼儿园的选择上，于是传统的行政区划迫使人们纷纷向教育资源优厚的区迁徙。

　　对于老人来说，

医院是选择住宅的坐标，

房地产业则把这种选择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相关的配套设施和商业区会令这种取向稳定下来，并变成一种环境。

　　城市的割裂就这样产生、完成、强化并不断内化到市民心里，又反过来决定人们的选择。这是一个循环加速度的过程，长此以往，同质化的居住区域逐渐形成。　　　

　　几乎每个大城市都有关于城市区划的民谚。在老上海的语言里，“上只角”、“下只角”代表了区域分化。“上只角”指城市西区的高级住宅区，“下只角”指的是低级住宅区，两只“角”的房租可以相差三四倍甚至十倍以上。

　　上海“地倾西南”的状况是历史形成的。解放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在南京路一带，而杨浦、闸北、宝山都是工厂区。如今

上海人的首选居住地是长宁，那里交通发达、绿化率高，整个上海1/3的领事馆、50%的外交官都在长宁。“居民素质高，环境好。”

　　记者曾经在一另个直辖市看到过这样的景象：正值国庆期间，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左右两侧各属一个区管辖，一侧统一挂上了国旗，另一侧一如平日。站在道路中央，城市被割裂的感觉明显而直观。

　　在城市生活的很多方面，市民的个体需求与情感，未必都可以按行政逻辑去分割或合并，与历史文化有关的东西更是如此。

　　纽约的曼哈顿，巴黎的拉丁区，它们的闻名都不是来自于行政区划。

　　跳出行政区划的分割模式，势在必行。一个城市的特殊标记，不是用行政手段规划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