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摩擦从价格之争走向政策之争

　　

　　李成钢　程满清　摄

　　编者按

　　截至2005年8月底，广东省企业遭受各类贸易壁垒调查70宗，仅今年1—8月就发生了22宗。由于香港企业在广东投资众多，相当部分港资企业受到波及，联手香港共同应对反倾销也因此被列为粤港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的重要合作项目之一。在昨日于中山举行的“粤港应对贸易摩擦研讨会”上，广东省外经贸厅与香港工贸署正式启动通报合作协议。会上，商 务部公平贸易局负责人具体解析了当前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多位在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各类贸易壁垒官司中极富经验的顶级律师出席了研讨会，并结合案例有针对性地解析应对策略，本报记者对此次研讨会进行了深入采访。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

　　企业、中介组织与政府要“合纵连横”

　　加入WTO三年来，中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去年内地进出口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伴随着外贸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同时成为遭受贸易摩擦数量最多且强度最大的国家。全球每7起反倾销中，就有一起涉及到中国，涉案金额越来越多，除却反倾销等传统贸易救济形式，特保、反补贴、337调查等新形式更是接踵而至。

　　“痛并快乐着。”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如此评价当前的外贸形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国的外贸仍会取得高速的发展。

　　李成钢进一步发人深省地指出，当前频发的贸易摩擦背后，隐藏着的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正从原本关注“中国制造”价格表层现象，深入价格的背后，即延伸到国家的政策和体制层面。

　　“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策和体制层面的调整，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

　　政策调整是件高成本的事情

　　“有喜有忧，喜中有忧。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外贸优势是通过庞大的规模才取得的。”李成钢指出，目前我们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粗放式、低成本竞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在国际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正因为这样，才使国内企业容易暴露在多种多样的贸易调查手段下。

　　从某种程度上看，传统贸易调查如反倾销主要是对价格的关注上。但由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产品仍然具有价格优势，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很难与我国抗衡，仅对价格的关注很难达到阻碍“中国制造”步伐的目的。

　　随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开始将关注焦点从价格转移到更深层次的产业政策、经济制度上，思考中国如此之低的价格形成机制是怎样的。这从近年来除却反倾销，日益盛行的SA8000社会责任调查、产业扶持政策调查中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国家开始更多地调查中国企业是否接受了政府补贴、是否遵守了环境保护条例或是将某些成本外化给了社会承担、是否按照当地法律保证劳工权利，以及更为深入的

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问题……

　　“从价格的表面走向了价格的背后，这使贸易摩擦应对的难度变得更大。”李成钢表示，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政策和体制层面的调整是一个高成本的事情。

　　强者的心态与对弱者的关怀

　　“贸易摩擦是贸易大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要用平常心看待。”李成钢同时鼓励研讨会上的粤港企业，遭受贸易摩擦时，要改变一贯的受害者心态，转而用强者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就如球场上球技好的队员常常成为对方防守和攻击的重点，贸易摩擦的增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味着我方企业竞争力的增强。”

　　李成钢指出，看待摩擦的态度不同，应对措施和力度也会随之不同。企业同时还必须认识到，贸易摩擦与贸易保护永远是对孪生兄弟，无保护的国际贸易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状态。“WTO提倡的也是更自由的贸易，从来不敢说是完全自由的贸易。”

　　“谁需要保护？弱者需要保护”李成钢进一步指出，我们一些企业之所以在摩擦中表现被动，更多的是产品附加值的问题，不能创造需求。既然不能创造需求，在世界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多出口一个，进口国就会少生产一个，其他国家就会少出口一个。也就意味着，贸易摩擦是饭碗之争、就业之争。这就启示我们:我们如何与国外的夕阳产业之争比较平和？让对方以平和的心态来接纳，而不是强烈的反抗。在我们的竞争中，我们必须体现也应该体现出对于弱势的关怀。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饭都拿回去一个人吃。

　　中介组织应发挥积极作用

　　“企业老板不能带着政府官员或协会走向国际市场”。前来参加研讨会的有不少从事出口贸易的广东企业家，李成钢提醒他们，企业是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角。

　　他同时尖锐地指出，国内中介组织在贸易摩擦应对中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去年欧盟鞋业协会曾经发出信号指中国鞋出口太多，希望能与中方鞋业进行沟通，但我方的鞋业中介组织却没有任何反应。在沉寂半年后，欧盟最终动用了反倾销手段。“在贸易摩擦发生前就能将其化解掉，是最佳的解决方法，也是中介组织最应发挥作用的地方。”李成钢说，当前我们的中介组织应加强与竞争对手的沟通，从而及时了解竞争对手的心态。

　　政府是一个服务的角色。摩擦发生后，企业经常不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程序，一方面在尽快进入相关法律程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要睁大眼睛看看其中有哪些不公平的规则。如果有，企业就可以求助于政府，由政府出面交涉改变这些不公平的规则。

　　李成钢用“合纵连横”来比喻应对贸易摩擦的策略:合纵即企业要充分寻求政府资源、中介组织的协助，发挥其协调桥梁作用；连横即联合进口商、加工设备制造商、原材料供应商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力量。这从最近中欧双方最终解决关于8000万件

纺织品压港事件中就可窥见一斑，最初有关对压港纺织品反对的声音就是从欧盟内部出来的。“迫于内部压力，曼德尔森最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上，最终放行这8000万件压港纺织品，从而使中方纺织企业取得了较上次谈判更为满意的结果。”　　

　　共对反倾销凸显粤港利益一致性

　　据了解，仅是在去年涉及“广东制造”的贸易壁垒调查中，港资企业占涉案企业比例达70%之多，更有一些香港投资者在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同时卷入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香港工贸署副署长郑伟源表示，反倾销不仅直接影响港资企业的生产、出口，还会影响内地对香港的转口贸易，故而一直对贸易摩擦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粤港双方在贸易和投资的紧密关系，使得双方在面对国外反倾销调查时凸显出利益上的一致性。”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处长陈立鹏如此解释启动粤港反倾销案件资讯通报机制合作协议，联手应对贸易摩擦的意义所在。

　　利用不同待遇积极合理抗辩

　　结合之前在一些案件中已有的合作经验，该协议将遭遇反倾销时双方资讯通报的各方面内容作出制度化规定。

　　协议内容包括，广东省外经贸厅、香港工贸署双方指定固定的联络人员和联络方式，负责反倾销资讯的互通和传递；前者将收集到的涉及“广东制造”的反倾销案件资讯，通过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及时通报给香港工贸署；香港工贸署收到资讯后向香港企业、投资者发放，并告知如何在广东省寻求协助。在日常消息沟通的基础上，两大机构还将通过定期互访或者不定期举办研讨会的方式，了解资讯、探讨案例并研究改进下一步工作模式。

　　陈立鹏指出，在“市场经济”地位上粤港两地企业有着不同的待遇，内地企业不享受市场经济地位从而必须采用“第三国替代”法计算价格和成本，香港则享受这一待遇。由于粤港双方企业现实存在的广泛的关联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利用“原产地”规则进行抗辩，积极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是具有可行性的。

　　另外，CEPA有关降低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门槛的标准，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粤港协同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找准定位政府“到位而不越位”

　　经受了一系列“洋官司”的历炼后，广东政府行政机关找准了定位并开展富有成效的应对，企业也从不了解到熟悉，从消极躲避到积极抗辩，在逆境中成长。

　　据介绍，省外经贸厅作为国际贸易摩擦相关政府部门之一，已于今年3月初携手广州海关启动了“广东省出口商品预警机制”。另一方面，为避免授人以柄，让起诉方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刁难我方企业，包括省外经贸厅在内的政府部门除了提供信息支持、技术指导、法律协助，并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积极参与对外交涉，不介入具体的应诉事务，不干涉企业的自主行为。

　　迄今，省外经贸厅已对涉及广东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337调查等40多起案件进行技术指导，提供法律协助。“广东制造”近年来应对贸易调查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不少反补贴应对案件中都取得较为理想的成果，“反补贴第一案”即加拿大对我烧烤架同时发起反补贴、反倾销案中，我方更是最终取得了无倾销、无补贴结案。

　　行业协会谈切肤之痛，香港塑料袋厂商会——

　　“吃了美国的亏，不能再吃欧盟的亏”

　　在众多粤港企业同时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案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聚乙烯塑料袋先后遭受来自美国和欧盟调查两宗案件。

　　作为与内地沟通以及港方企业应诉的组织者，香港塑料袋厂商会在接踵而来的两宗案件中截然不同的反应速度，更为内地行业协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借鉴经验。“吃了美国的亏，不能再吃欧盟的亏了。”香港塑料袋厂商会会长翁锐贵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此表示。

　　美国一案中的“切肤之痛”

　　2003年对众多塑料袋厂商来说是极其难忘的一年，当年5月份这些厂商听到了一个自己从来都觉得距离很遥远的消息，上了美国反倾销调查的黑名单。作为塑料袋的产业集中地，珠三角成为涉案企业的集中地，其中港资企业又占了很大的比例。由于之前从未接触过，无论是内地还是港资的企业都选择了逃避的态度，回应寥寥。

　　直到2004年1月份美国商务部对反倾销税率作出0.12%-122%不等的初裁之后，商会和企业才为之震惊。“我们那时才开始跟广东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进行接触，并在其协助下联系到珠三角地区一些内资企业以及深圳包装行业协会，争取团结起来应战。”据介绍，在商会的组织下港资企业们集体聘请了律师，应诉的每家企业缴付2000美元支付律师费。其后还带领相关企业负责人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听证会。

　　但最终美国商务部终裁的税率仍然维持在0.2%-77.33%之间，只有恒隆(港资)获得了0.20%的最低税率，其他企业的税率都不是太理想，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大大削弱。“总结这一次案件，之所以最后没有取得应有的理想结果，主要就是因为之前不了解、参与时间太晚。”翁锐贵说，而经历这一切肤之痛后，在随后欧盟提起的反倾销调查应诉中，无论是商会还是企业，都显得训练有素很多。

　　接踵而来的欧盟反倾销

　　时隔不到一年，欧盟的反倾销大棒接踵而至。今年6月底，欧盟正式立案对产自中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塑料袋进行反倾销调查。对于绝大部分在之前的美国反倾销案件中失利并随之失去美国市场的企业来说，此次只能是“背水一战”了。原因很简单，如果再失欧盟这一主要市场，中国上千家塑料袋生产企业将深陷困境。

　　得知消息的香港塑料袋业厂商会当天就发出了呼吁信，在呼吁书中翁锐贵用之前美国一案的亲身体会来说服企业积极应诉。“去年美国反倾销应诉失败的主要教训就是大多数企业反应不够快、准备不足、群体应诉不积极，企业对反倾销调查存在很多误区。”据介绍，欧盟立案调查2个多月来，粤港两地行业协会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分别在广州和深圳召开2次应诉会，组织、指导涉案企业应诉。

　　“经历了美国的案子后，现在企业积极性明显很高，目前几乎所有产量稍大的企业都参与了应诉。”本月开始，欧盟先后对江苏、广东的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对港资企业将视乎核查结果决定是否给予市场经济地位，税率的初裁将于11月底作出。

　　“结果如何，我们还在拭目以待。”

　　顶级律师现场支招

　　反倾销应诉要从保存日常单据做起

　　附加值较低的最终消费品经常会遭受反倾销调查。

　　高朋天达律师事务所王磊指出，在对欧反倾销应诉中，虽然整体市场经济地位不被承认，但单个企业仍可以申请享受市场经济待遇。企业为此必须提供详尽的账目、交易证明，表明自己无政府干预，生产成本、债务偿还依据的是市场法则，拥有适用所有场合的规范财务账目，并且是依法成立或破产。

　　所需填写问卷内容涉及公司结构，以及涉案产品的经营数据、出口数据、内销数据、成本数据。企业必须组织一套由各部门参与的专门班子集中时间全面准备，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以及填写答复问卷的一致性。

　　由于所需材料十分详尽，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尤其要注意保存好每一单业务往来的信函、订单、合同、商业发票、装箱单、提单、商检证书、原产地证书、出口报关单等；并要保存好生产方面的所有单据，如考勤表、出库/入库单等。同时，还需注意保证销售部门的销售单据和生产部门的生产单据必须与财务上的记账凭证单据相一致。

　　还需注意的问题是，应诉企业不能隐瞒其相关关联公司的相关材料，股权关联、亲属关联、管理关联、关联供应商、关联销售商、关联生产商。

　　337应诉的律师费也可以很便宜

　　一旦摆脱价格战方式，试图从高附加值入手出口，企业又往往会遭受知识产权方面的调查，如美国337调查。

　　格威·舒伯·拜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白瑞指出，当前国内企业和媒体对337条款案件应诉的了解有很多误区。”打337条款官司非常之贵，甚至可达100万美元”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误区。白瑞介绍，很多337条款案件最终是与起诉方达成庭外和解，这样的费用就便宜很多。关键就在于答复起诉书后，要确认被诉产品是否确实触犯相关知识产权，初步查证专利有效性或其他问题，然后商讨和解。

　　白瑞还指出，337条款案件不同于反倾销等一般贸易案件，其走的是庭审类型程序。案件90%的工作量都在美国进行，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大量听证，输赢的依据都是美国知识产权法。企业一旦被列入黑名单，必须回应起诉书，否则将面临缺席判决即直接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撰文　程满清　王晖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