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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在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全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保持了总体稳定的态势。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当前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十分突出，问题依然严重，形势不容乐观；二是在未来的发展中，由于我们资源能源大省特殊的省情，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如不发展循环经济，后果不堪设想。
首先，贵州省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和重要条件，决定着全省必然是一个以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主要特征的内陆省份，也决定着贵州省必然要建设成为中国南方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更决定着贵州省未来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重化工的工业化阶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是，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也必然会带来对资源和环境的不利影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动了青山就可能没柴烧”成为贵州省特殊的矛盾。通过计算，如果继续保持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污染控制力度的话，到2020年，在经济增长实现翻两番的时候，所需的资源投入和污染的排放量也将同步翻两番，这就可能使经济增长带来更大的环境灾难，发展可能中断，历史性跨越也将成为一句话。
其次，贵州省能源资源消耗较高，浪费较大，大大高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突出表现为“四低”，即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从能源结构上看，贵州省一次能源生产构成中煤炭占95%以上，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占70%以上，这一比例不仅比2002年有所上升，而且又要发展又要降低难上加难。从单位产值的能耗看，贵州省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为3.91吨标准煤，是全国1.43吨标准煤平均能耗的2.73倍；在西部地区排倒数第二。每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7.88吨标准煤，是全国2.25吨标准煤平均能耗的3.5倍，在西部地区排倒数第一。
再次，贵州省建立南方能源和原材料基地，增加煤炭、水利的开发和电力及重化工的发展，如果不发展循环经济，既不利于降低能耗、资源消耗，也不利于减少污染。据专家测算，仅“西电东送”一、二批次中的火电项目，将使贵州省增加二氧化硫排入量达29.44万吨。同时，这些项目一年需要电煤达4140万吨，以一个煤矿年产100吨计算，就需要建设40个左右的煤矿，也将加剧对生态地质和环境的不利影响。
复次，贵州省工业，特别是高能耗工业的发展仍然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路子，不仅现在污染严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工业“三废”污染严重，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在全国和西部都是较为严重的，而工业“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仅为441亿元，只占全国总量的2.3%，综合利用量只占总产量的29.3%，比全国低26.5个百分点。
最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消费方式落后，生产污染呈现增长加快的态势。全省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总量达3.87亿吨，占全省总量的69.7%，但污水处理率仅为2.8%；生活垃圾处理量224.89万吨，但无害化处理率只有26.1%，更为严重的是食品的不安全性已经成为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最大隐患。
按照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计算证明，贵州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只要我们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就可以在一个相当的发展周期中，实现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上升与污染水平同步下降的双赢。
要在未来发展中实现环境曲线模型，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结构组合和新型的增长方式及新型的发展模式。具体说，循环经济是在减量化的基础上，实现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的结合，将上一个环节的污染变成下一个环节的原料，尽可能延长这样的链条，并将其覆盖到生产、流通、消费、环境、社会和心理各个领域，实现节约资源、变废为宝、资源再生、污染零排放，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推动贵州省重化工走上一条“高投入、高载能、零排放、综合效益”的文明发展路子。
以上情况表明，随着贵州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子，才能避免“越发展、越污染”、“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老路子，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使加快发展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初步形成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环保型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格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优化型社会，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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