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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乖孩子进城后为何变成了抢夺团伙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15日 08:21 中国青年报

  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报道之六

  “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

  本报记者 何磊

  午后的魏村格外宁静。这个距离石家庄市不到一小时车程的村庄,全无市区的喧嚣与吵闹。

  9月10日,镇派出所所长耿书彦及村支书孙吉锁带着记者连走了好几家,都被铁锁挡在门外。

  “乖孩子”变成“飞车党”

  河北省元氏县殷村镇魏村,有将近20个年轻人,正关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的高墙内。这些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两三人一组,经常骑着

摩托车,将该市一些妇女挂在脖子上的手机抢夺过来,然后换成现金。

  这个被石家庄老百姓称为“飞车党”的团伙,目前已被警方抓获22人。他们中最大的25岁,最小的17岁,绝大多数来自魏村。由于案件处于侦破阶段,警方还无法确认这些年轻人共抢了多少个手机。但可以确认的是,在此案告破的消息见报后,市区已经有约400名妇女向警方确认她们的手机被抢。

  在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厚厚的来访登记本上,这些被抢者的遭遇惊人地相似:走在街上或骑自行车时,突然觉着脖子上一紧,然后看到前面一辆摩托车绝尘而去。她们挂在脖子上的手机不见了。“不可能,不可能。”管着全镇治安工作的耿所长听说此事,连连摇头。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些被关起来的小伙子,都是镇里的乖孩子。在派出所的记录里,这些小伙子从来没有前科。

  被这个消息震惊的还有村支书以及许多村民。在当地,魏村一直是个民风淳朴、路不拾遗的地方。

  他们都曾进城打工

  9月9日,石家庄第二看守所。经过一道又一道的手续后,记者见到了“飞车党”中的4位成员。“再来一支烟,好吗?”在约40分钟时间内,宋佩佩向记者要了4支烟。进看守所两个月时间,宋佩佩胖了好几斤。“被抓后,心理压力倒小了。”宋佩佩说自己开始抢夺手机以来,每天都高度紧张,不知道哪一天会被抓进去。他说大部分人选择晚上去抢,而他只在白天出动。“在晚上,警察看不到你,可你也看不到警察呀”。

  宋佩佩,21岁,殷村镇人,16岁初中毕业后辍学。之后的5年里,他先后在4个城市做过工。刚辍学那年,宋佩佩在石家庄一个洗车场做工,每天“又苦又累”,管吃管住每月能挣两百元。在这里干了两个月后,他花1000多元去上了当地一所保安学校。经过半年学习后,宋佩佩被分配到石家庄西山

别墅当保安。管吃管住,每月还能拿到六七百元。只不过,干了约一年半时间后,他选择离开,“一辈子当保安,没什么出息”。

  2003年,经朋友介绍,宋佩佩到了山西,在铁道上抬钢轨、枕木。尽管又苦又累,吃的也不好,但每月能拿到1000元,宋佩佩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没想到,遇上了非典,工地上没活可干,他只好又离开。

  在家呆了一阵子后,宋佩佩又到了北京。朋友带他到一个正在修建的小区里做工,具体工作是穿电线。工地上管吃住,但一个月也就挣300元左右。半年后,宋佩佩又回到河北农村的家里。

  过完春节后,“已经习惯了在外头跑”的宋佩佩又应聘到石家庄一个玻璃钢厂干活,管住不管吃,每月800元左右。3个月后,他和许多工友一起,被派往这家公司在广州的分厂。“适应不了气候,也吃不惯大米。”3个月后,宋佩佩又回家了。

  因为不满3个月,只能拿一半工资,宋佩佩领了600多元的工钱。

  之后,宋佩佩一边找工作,一边和另外两个同乡刘海军、曹丰杰一起,干起了飞车抢手机的行当。

  比宋佩佩大一岁的刘海军,算是“飞车党”中较大的一个,也是读书最多的一个。22岁的他两年前结婚,如今已是一个10个月大的女孩的父亲。

  刘海军高中二时年级第二学期辍学后,跟着父亲在镇里开的一家照相馆做事。2003年,由于生意不好,父亲的照相馆关门。刘海军回家开始了结婚生子的生活。去年初,刘海军在宋佩佩工作的那家玻璃钢厂找到工作。由于和宋佩佩一样“水土不服”,被分到广州分厂的刘海军回到石家庄。

  凭什么要我认这个命

  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是吃苦耐劳且能认命的一代,那么孙英辰无疑是其中一个。

  孙英辰和魏村的许多农民一样,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做工。为了省钱,他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往返60里都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一个单趟差不多要骑一小时”。他每月得到的工钱约500元。“家里盖房子要钱,烧煤、用水、用电都要钱,儿子娶媳妇更要花钱。”孙英辰说,自己得拼命撑起这个家。

  就在新房子断断续续盖了8年才得以入住的今年,一直在石家庄市务工的大儿子孙立飞,却因为抢夺手机被警方抓获。

  孙立飞,21岁,初中毕业后就到石家庄市区打工。按照父亲的说法,儿子原来在一家海鲜城干活,每个月除了吃住还能挣400元。可半年后,儿子却打电话说太苦又赚不到钱,不干了。“这些年,他不但一分钱没往家里寄,还经常问我们要钱。”孙英辰每月赚500元,却要撑起一个家,而儿子每月的400元,竟然连自己都养活不了。“钱都花了。”在看守所里,宋佩佩给记者算过一笔账。他说,自己现在每月的房租要150元,每天一包烟,一个月也要200元。他喜欢上网看电影打游戏,每个月为此支出也要百元左右。手机费每月百元左右。此外,吃饭每月也要至少花去300元。当然,他的摩托车也要“吃饭”,每个月的油费也要100元左右。如此,宋佩佩每月的支出至少为950元。

  在外打工已经5年了,可宋佩佩的存折里只有几百元。“因为干这个来钱快”,与宋佩佩同时被抓获的刘海军说,第一次往往是被别人怂恿的。第二次就有点心甘情愿了。

  刘海军说,第一次他和宋佩佩抢来一个几乎全新的三星牌手机,卖了1500元。他们每人分得750元。这相当于他此前打工时两个月的收入。分到这750元后,刘海军赶紧到商场里,给不到1岁的女儿买了奶粉和许多零食。

  无论是宋佩佩还是刘海军,都对城市人的生活无比向往。宋佩佩知道自己没文化,没技术,也没资金,更没关系,但他不想就这么认命。只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留在这个城市。

  这些年,宋佩佩不断“跳槽”,有被动,也有主动。每逢他主动跳离一个工资还算不错的岗位时,父亲和一些亲戚总是骂他好高骛远,说他不能吃苦。“认命吧,孩子。”这是父亲经常劝慰宋佩佩的一句话。“凭什么要我认命呢?”这些年来,宋佩佩通过互联网和电视,知道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活,自己也目睹了许多城里人的生活。他说自己也想如父辈那样任劳任怨一辈子,可怎么也做不到。

  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

  按说,这个全市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车抢夺团伙落入法网,应该是办案警官们庆功的时候。可裕华分局刑警冯志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办案过程中,冯志英警官多次到殷村镇的几个乡调查取证。每次,他遭遇的都是村里人惊讶的表情和犯罪嫌疑人家属、亲人的痛哭声。“这些民风淳朴的乡村,都是老实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进城后会变成罪犯呢?”同样出身于农村的冯警官经常陷入沉思。

  冯志英介绍,在抓捕“飞车党”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遇到反抗。在审讯过程中,这些小伙子们也都非常配合。从警8年中经常与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刑警冯志英,这回却“不忍心了”。“他们要吃饭。当最低生存维持不下去时,他们就可能铤而走险。”冯警官说,许多进城的农村孩子文化程度低,也没有技术,找工作不容易,还经常被城里人看不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冯警官担心的是,这些年轻人不会再回农村了,“且不说生活条件,现在种地根本不赚钱”。那么,怎么才能让这些年轻人在城里生活下来呢?冯志英还没找出答案。

  记者在魏村了解到,当地人均约一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一亩玉米最多打1000斤,能卖500元。”村支书孙吉锁介绍,种一亩玉米投入的农药、化肥、种子、浇水、用电等,费用在400元左右。也就是说,辛苦一年,农民的收益只剩下一点口粮。“许多孩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在魏村小学做了17年校长的孙国贞对记者介绍,“飞车党”中的许多孩子,都曾是他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在镇里读完初中后就外出打工了。在当地,读初中每年的费用大概要两三千元,高中花费更大。

  按照村支书的说法,读完3年高中大概要1万多元。因此,许多孩子成绩不好的话,老早就被家长支出去打工了,“免得花冤枉钱”。不过,宋佩佩对记者说,他是自己决定辍学的。读初中时,他的学习成绩不好,看着父母亲每年辛苦挣来的钱都糟蹋在自己身上,实在不忍心。于是就主动提出要外出打工。“如果法律是为了拯救人,那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宋佩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个要求就是,让记者在媒体上说说,争取少判点。他说,如果少判几年,最好是判个缓刑,就是救了他。出去后他会好好学点手艺,娶个媳妇,好好做人。如果判个十年八年,出来什么手艺都没有,能干什么呀。“这样就是毁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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