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峰会：徘徊在忧郁旅程的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 刘 波

　　北京报道

　　“有史以来最大的、代表着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51个国家所组成的战时联盟，在今天开始了人类寻求和平与安全的忧郁旅程之新篇章。”

　　1946年1月11日，首届联合国大会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市政厅蓝金色相间的大礼堂召开，《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发回的报道以这句话作为开头。

　　虽然英国首相艾德礼作为东道主坦言，各国只有保留和二战中“相同的紧迫感、牺牲精神和服从集体利益的愿望”，才能完成新的征程。但以英国和前苏联为代表的两派很快在第一届联大主席的人选问题上发生了争吵。在饱经战火、残垣断壁的伦敦阴暗的冬季里，人们不知道联合国会走向何种忧郁的结局。

　　将近60年过去了，争吵还在继续。虽然世界没有发生新的大战，但联合国也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在经历更深刻的考验。

　　9月14日至16日，大约170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领导人聚首于纽约东河之滨的联合国总部，庆祝联合国60周年华诞和讨论联合国有史以来最宏大的改革问题。但是，直到9月12日，作为本次峰会讨论基础的《成果文件草案》仍然没有着落。

　　安南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今年5月-6月一期曾撰文《更大的自由：联合国的决定时刻》称，和60年前联合国的成立相比，世界正在面临“新的旧金山时刻”，并说“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未来的人们将不会宽恕我们。”各国领导人必须重拾旧金山精神，联合国必须实行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

　　他呼吁各国在9月的峰会上不只是简单通过一项宣言，而是制订详细可操作的计划，希望峰会成为一个兑现承诺的时刻、一个从愿望王国转向行动王国的时刻。

　　人们从联合国过去得到的经验是，传达的信息模糊不清，而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人们不应忘记，甚至很多安理会决议现在仍没有得到彻底的遵守，更不用说那些在国际法上没有约束力的宣言和声明了。在“石油换食品”报告公布后，联合国作为一种道德标榜的地位也遭到严重的冲击。

　　过去的几个月充满了各国在安理会扩大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就此问题的各项提案已经搁浅。四国集团、咖啡俱乐部、非洲联盟、五大国的争吵断送了安理会改革的前景。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争吵还在继续。也没有人看到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改革、恐怖活动的重新定义等事项能在本届联大上获得解决。

　　拥有数千职员的联合国，其雇员是按照国家和地区分配的。美国希望改变这种官僚体制，给秘书长权力聘用和解除雇员。但发展中国家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虽然新的关于“石油换食品”丑闻的报告要求联合国进行彻底的行政系统改革，但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不会在一次大会上解决。

　　根据9月7日联合国公布的《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即使采取强力措施，世界也将难以在2015年之前实现消除贫困目标。该报告的主编凯文·沃特金斯说，“这些目标是一张189个国家政府对世界贫困人口开出的票据。还有不到10年它就要到期了，如果不能投入足够的力量和政治意愿的话，最后不得不在这张票据的背面打上‘无法兑现’”。安南希望富裕国家能把它们GDP的0.7%用于对外援助，但发达国家对此呼吁的回答模糊不清。

　　1942年耶鲁大学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教授曾写道，计划对国际社会的特性做深入改变，是所有大战后在智力方面的副产品”，但这永远不能改变“基本的权力结构”。他预测战后的新秩序将是“一个实力政治的世界。

　　战后的实情证实了他的判断，实际上，在建立后的近60年里，联合国的功能本来就不足以阻止大国发动战争。当大国——不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想自行其事时，联合国根本无法阻止。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爵士1998年曾撰文写到，在1942年美国刚刚参加

二战，希特勒屯兵前苏联，日本耀武太平洋时，虽然情况紧急，但罗斯福和美国的官员、学者、新闻工作者都已经在对战后世界的安全结构提出深入而有革命性的建议。但一旦战争结束，在和平时期的讨论却越来越倾向于消极和缺乏魄力。当冷战和地区性的热战击碎了人们建立一个更理性国际秩序的迷梦时，公众就对联合国失去了信任。

　　今天，确如安南所言，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是该提高它的效率，实现更有效的全球安全、稳定和发展，还是它更进一步地被边缘化，世界变得更加不安全、不稳定和贫困。

　　但即使理想的实现如此困难，也不能完全丧失信心。历史上唯一以身殉职的联合国秘书长、瑞典人哈马舍尔德曾写道，“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将来而努力就像在完全未知的范围的边缘上探索一样。大多奋力完成的事情可能有一天将会被证明其实无甚大用。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不依照自己对事物的最好理解而行动的借口。我们承认理解的局限性，但应有信心取得创造性进步的最终结果。”

　　是时候让准备参加联合国峰会的各国领导人铭记这样的格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