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药厂合谋抗生素利润病人遭殃

　　

绘图:喻焰

　　不久前，家住北京的李小姐在经历一场阑尾炎手术后发现，所有费用竟高达7000元之多，而仅“西药费”一栏中名为法诺西和再泰的两个抗生素就花了2000多元。

　　专业人士说，这两种抗生素分别为头孢三代、头孢四代，阑尾炎手术用这么昂贵的高级抗生素，无疑是“杀鸡用牛刀”。

　　滥用罪难断

　　我国不少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量占所有药品消耗50%以上，即使使用量最低的医院也达到30%，而这个数字在欧美国家仅有10%左右。

　　像李小姐这种简单的手术原本可以用更低级的药物如头孢二代，低级的便宜药物一样能起到防止感染的效果。

　　记者了解到，类似滥用的例子在我国屡见不鲜并已成为医疗界突出的问题。上海药物不良反应中心副主任杜文民博士介绍，我国各大小医院手术后抗生素使用率几乎达到100%。但并不是所有手术都必须要用抗生素，以欧美国家医院统计数据为例，手术后抗生素使用比例只有60%，尽管如此，当地一些专家还是认为，其中有起码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情况不应该使用。

　　而在我国，抗生素不但是所有手术的必需品，日常小病小痛都似乎“离不开”它。另有数据为证，我国不少基层医院抗生素使用量占所有药品消耗50%以上，即使使用最低的医院也达到30%，而这个数字在欧美国家仅有10%左右。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并制订相关法律法规。为了遏制抗生素滥用现象，我国政府除了去年7月1日开始实行零售药店限售以外，在去年下半年出台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以防止医生在开处方时滥用抗生素。然而时至今日，问题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性改变。药师邓先生说，前不久他广州的一个朋友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就开了两种抗生素阿莫西林和西力欣。邓先生说，除非感冒症状特别严重，否则不应该随便使用抗生素。但是，和上述李小姐的例子一样，邓先生认为很难直接归咎于医生开药错了，而只能算“不妥”。

　　抗生素滥用难以找到量化标准，已经成为卫生管理界难以解决的问题。广州市某医院医务科科长刘女士告诉记者，在医务科对医生处方检查过程中，常常发现医生使用抗生素量过大、使用过高级等情况，而医生却有自己的理由:高级抗生素副作用小更加有效。而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刘女士说，除非特别离谱的情况，否则医务管理者很难对此作出有力的否定。

　　背后有商业黑手

　　越高级的抗生素价格往往越高，如头孢四代产品可以卖七八十元，三代一般五六十元，二代一代有的可能只需要十几元甚至几元。

　　个性化技术性工作让抗生素滥用难以有量化标准，导致管理部门难作出处罚。但是有多年从业经验的黄医生认为，医生其实对抗生素使用心里“很有数”:如怎么样的手术或者疾病，要使用什么样类型的抗生素，用多少量。然而在新产品和旧产品之间，医生往往选择前者，并且选择可使用范围的最大剂量。黄医生说，除了大剂量高级抗生素见效快的原因以外，主要还是商业利益在作祟。

　　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黄医生随即表示，越高级的抗生素价格往往越高，如头孢四代产品可以卖七八十元，三代一般五六十元，二代一代有的可能只需要十几元甚至几元，而部分同类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甚至高达几倍几十倍。高价格产品背后的利润也高。

　　外资企业往往被指责为推动抗生素滥用的关键，因为几乎所有的抗生素都由跨国制药企业研发并带入我国市场。其中很大部分高级产品，在国外虽已上市但尚未大量使用，在我国却已大量使用，而在国外市场依然由低级抗生素占主要销售量。所以，外资企业在华的抗生素销售被一些人士认为是“抗生素侵略”、“抗生素试验”。

　　但是，某医药企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务员介绍，在我国，目前绝大多数抗生素依然由国产企业主导其生产和销售铺货，说“外资抗生素侵略”似乎激进了一点，因为无论外资内资，对企业来说抗生素销售不过是一种生意，有利可图就销售生产，这本无可厚非。真正的问题是，在国外，抗生素销售受到诸多限制之严甚至有“买药难过买枪”的说法，而为什么我国抗生素买卖可以那么随意以至于滥用成灾？

　　这位业务代表认为，归根到底还是医疗体制问题。在国外，医疗关系中除了医院、药厂和病人，还有保险公司介入，医院不直接出售药品，并且其开出的处方要由保险公司介入审核。这种经济利益和学术专业多方制约关系形成了某种平衡，从而抑制药物滥用现象。而在我国，看病吃药掏钱的主要是弱势个人，医院药厂联合的医药体系在没有其他力量限制下，自然能轻而易举地“合谋”抗生素滥用。

　　利益共同体作祟

　　售价一百多元的高级抗生素给医生提成可以高达几十元，不少几十元一支的抗生素提成也达到十几元，再低级一点的抗生素提成大概几元一盒。

　　黄医生接下来的自述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位业务代表的观点。她表示，很多医生开高级抗生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提成高”。以她之前所在一家医院的工作经历为例，前来“沟通”的各路医药代表给每种药物都“标了价”:售价一百多元的高级抗生素给医生提成可以高达几十元，不少几十元一支的抗生素提成也达到十几元，再低级一点的抗生素提成大概几元一盒，最便宜的药物则一分钱提成都没有。而那些便宜没有提成的药物往往很快就会在市场上销声匿迹。

　　据了解，我国药物市场的现状是，包括抗生素在内绝大部分药品都通过医院卖给消费者，其销售链条为:药厂—商业企业(一家数家不等)—医院—患者。看上去这个过程是非常正常的供求关系，事实上却不然。某商业公司医药代表徐先生说，在这条看上去光明正大的销售线底下，还有一层暗箱操作关系。比如药厂和商业企业要给推动销售的医药代表和业务员其中一部分利益。而这部分利益中还有很大部分要分给医生和相关医务人员。销售链上几大机构和众多利益分配者和参与者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利益共同体。药价居高不下，正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在瓜分中间的丰厚利润。

　　而靠降价挤压药物本身利润，虽然看上去能打压利益共同体的好处，事实却并非如此。徐先生解释，药物降价的确意味着利益共同体所能瓜分的利润变薄了，但是结果却是，药厂和商业机构方面认为利润太薄拒绝生产销售，医院和医生也因无利可图拒绝使用，从而直接导致该产品市场份额萎缩。于是大家把目光重新转向更新的高价抗生素，低价抗生素却面临停产境地。这也正是国家几次将抗生素降价，让一些便宜抗生素淡出市场，抗生素越用越高级的原因所在。

　　利益链不正常两端

　　医院这个“垄断销售机器”成为所有问题不正常的最关键所在，要打破这种垄断，仅仅靠在医院进行廉政教育和严打红包根本不够，因为医药不分家这个问题不解决，医院对药品的垄断就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出厂价几元一盒的抗生素在几经转手后，到患者手中价格翻至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正是上述利益共同体在作祟。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医药市场只要有竞争，商业利润就会降低，消费者从中获益。为什么这个利益链中没有谁能想到“薄利多销”呢？资深医药界人士徐先生解释，这是因为这条利益链本身就有其不正常两端，即药厂和医院。

　　首先是我国的制药企业存在严重低水平重复的问题，即一个药物可能有几十家几百家企业生产。所以谁动了降价的心思，就可能作为“背叛者”被剔除到利益共同体之外。徐先生打了个比方，某生产阿莫西林的药厂期望降价，那他所能做的不外乎降低自己利润、降低商业伙伴利益以及降低给医生医院回扣。如果选择打压商业企业或者医院方面利润，链条中其他“同伙”必定弃之而去选择另一家生产阿莫西林的企业，因为这个产品国内生产企业有几百家，“同伙们”可以随时选择其他企业的产品。而生产企业打压自身利益的结果是，自己无法支付给医药代表、医生或者打通关卡的费用，药物更是无法进入销售。

　　而另一端“不正常链条环节”医院，成为所有问题的核心关键部分。华北某大型制药企业一位销售主管把医院比喻为一个巨大的“垄断销售机器”。这是因为在我国，绝大部分药品包括抗生素必须从这一条销售渠道出去，所以，利益链其他成员的首要目的就是用高利润打入医院销售体系，高价才有高利润，于是出现价格越高的药越容易占领市场的怪异局面。

　　这位主管表示，医院这个“垄断销售机器”成为所有问题不正常最关键所在，要打破这种垄断，仅仅靠在医院进行廉政教育和严打红包根本不够，因为医药不分家问题不解决，医院对药品的垄断就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背后再深层次的问题，必须归结到目前结论为“大致不成功”的医改现状。对于众多药物中使用最高的抗生素问题，这位主管表示相当无奈。他说，利益驱使不但让抗生素和别的药品一样价格居高不下，出现了大量滥用现象，更因为抗生素有不断更新换代特点，滥用过程中其更新换代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最后可能让国内医药界提前到达“无药可医”的境地。

　　本报记者　陈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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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滥用恶果多多

　　好用抗生素的习惯同样从医院渗入到百姓习惯中，感冒用阿莫西林，拉肚子用氟哌酸，这已经成为很多家庭用药常识。但是绝大部分人不知道这种“常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因为用抗生素治疗小小的感冒，可能就像用“大炮打蚊子”，不但大材小用，而且可能“伤及无辜”，即产生耐药性。而所谓的耐药性就像给细菌打预防针，以后这种抗生素遇到同样的细菌可能就不顶用了，只能用更高级的药物来对付。

　　抗生素滥用还可能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产生。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约有3万名儿童由于不恰当地使用抗生素而造成耳聋。著名的四环素牙也是出自抗生素滥用的恶果。此外，抗生素滥用也极大地浪费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前些年的一个统计表明，仅不合理使用第三代头孢一项，我国每年就浪费卫生资源7亿元。

　　对此，专家认为，加强对全民用药基本常识的宣传是制止滥用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药品的最终消费者毕竟是普通患者，也是抵御滥用药物的最后一道防线，只有使其具备基本的用药常识，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药物滥用现象。政府还需利用各种形式，面向社会宣传普及合理、安全的用药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克服盲目追求新药、贵药、进口药的倾向，教育消费者以平和的心态安全选药、用药。

　　陈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