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让位国家利益

　　高学武

　　●中美欧纺织品问题发生在贸易领域，但是各方对其解释已经大大超过了贸易范畴

　　●自由贸易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国家利益永远高于自由贸易原则

　　●尽可能使小问题不要扩大化，经济问题不要政治化

　　目前可以得出这样的初步判断：中欧纺织品问题得到阶段性解决，中美纺织品问题尚未定论。我们不准备太多地去预测这一摩擦的未来发展态势，但至少应该深刻认识摩擦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中美欧纺织品贸易摩擦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加以观察。

　　第一层

纺织品贸易层面

　　据美国海关统计，2003和2004两年中，中国出口美国的七类纺织品增长非常平稳，但今年一季度七类纺织品出口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增长超过10倍的就有三大类，其他类的增长幅度平均起来也要达到约5倍左右。这一统计数据和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大体相似。

　　那么，造成这种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如果按照十年前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发达国家忠诚履行他们的承诺，分阶段地放开配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遗憾的是，发达国家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最紧俏的、大家最关心的、发展中国家最有出口潜力的那些配额保留到最后一刻，美国保留了90%，欧盟保留了70%。以至于到新旧体制转换的时候，给外界的印象是，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因此，仅就纺织品层面来看，不存在美欧提出实施“特保”的现实必要条件。

　　第二层 国家间整体经贸层面

　　中美贸易顺差一直是近几年来两国经贸领域关注的重点。今年一季度，中美两国贸易顺差214亿美元，是否美国因为对中逆差过大而诉诸于纺织品服装贸易来解决呢？一季度，被限7类纺织品服装总金额约6.05亿美元，占我国对美纺织品服装总出口额的12.68%，占总贸易出口金额的2.87%。可以看出，纺织品贸易在中美两国经贸总量中比重很小，如果仅仅诉诸这样小比重的产品贸易来调整整个经贸领域的局面，显得过于不切实际。所以从整个经贸领域来看，美国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向中方提起特保调查。

　　第三层 国家间政治层面

　　中美和中欧之间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从美欧角度来看，就是如何认识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崛起到底对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多方都在试图趋利避害，试图从中国的崛起中得到利益，而不是动摇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现有利益。总之中国崛起这个问题没有被解释清楚，来自各方的疑虑、不合作甚至对抗都不会停止。这次纺织品服装贸易问题，从国家政治层面上讲，仍然与这一问题有关。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担心，他们不能确定中国未来的影响，于是他们对中国增长的戒心在增强，希望用规则束缚中国。

　　国家利益是首要目标

　　应该看到，虽然自由贸易原则具有高效率，但是当一国贸易超过国界，成为国际贸易形态的时候，单纯的经济学解释就显得不尽人意了。当国家作为交易主体的时候，国家利益成为交易的首要目标，而不是效率。与此同时，现实世界中又存在着政府这一利益集团，当政府进行政策制定的时候，同样会考虑自身的“政府利益”。因此，自由贸易原则不是解释任何经济行为最优的万能钥匙，而是存在局限性的。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的主体和基本单位是不容置疑的。

　　正如前文提到，美欧与中国间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中国崛起问题。而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欧自身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它们需要从中国的崛起中获利，另一方面也在“提防”中国的崛起。在重要时期、重要问题上，它们很可能放弃获得经济利益，也要确保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美国：两个利益集团

　　就美国方面而言，其国内存在两个利益集团：一个是“消费者阵营”；另一个是“纺织品制造商阵营”。“消费者阵营”举双手赞成取消配额，因为取消配额使纺织品价格大幅降低，从而给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留出更多的利润空间，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实惠。“消费者阵营”一直在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但该阵营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的能力比制造商差一些。主要原因是纺织品进口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形成合力；而普通消费者一般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和意愿。

　　而“纺织品制造商阵营”则势力强大。这一阵营主要包括美国制造业贸易行动联盟(AMTAC)、美国纺织组织协会(NCTO)、美国纺织协会(NTA)、美国棉花协会(NCC)及“团结起来”劳工组织(UNITEHERE)等组织。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纺织品制造商视“后配额时代”为“洪水猛兽”。因为他们知道，失去配额保护伞之后，凭其实力很难与中国同行竞争。所以，配额取消后，他们全力以赴游说政府决策者，希望进行“没有配额的配额”。该阵营游说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的本领比“消费者阵营”大。他们更集中，更有组织性，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在游说国会和白宫方面更舍得投入。

　　欧盟：微妙的政治因素

　　就欧盟而言，虽然有着不同于美国的理由，但是实质却是一致的。正如欧洲政策中心主任弗雷塞·卡梅伦指出的那样，纺织品贸易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欧盟国家来说算不上什么重要的产业。那么为何欧盟在此问题上大动干戈？某种意义上说，当初欧盟对中国纺织品启动“特保”调查，只是为了法国公投的需要。法国一些政要急于要找到一个承担经济不景气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中国纺织品的冲击便成了一个很好的靶子。而由于法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因此欧盟委员会也希望通过在纺织品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以“示好”法国政府和民众。实际上，由于本身并无多少纺织业的英国对中国纺织品问题并不在意，身为英国人的曼德尔森在4月初时，还以“数据不充分”为由，拒绝对中国纺织品发动“特保调查”。直到5月初时，曼德尔森还明确反对某些国家的“保护主义要求”。但随着后来法国公投日期的临近和法国人说“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曼德尔森的态度也日渐强硬。

　　应对之道：哪有事，哪解决

　　总的来看，中美欧纺织品问题备受关注，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给与思考和应对。国家应对策略因该遵循“综合考虑，专项应对”的原则———

　　第一，面对类似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就纺织品问题考虑纺织品问题。应该以此为信号，把一个问题放在大的政治经济贸易综合背景下考虑，以避免被表象所迷惑与误导；也有利于我们通过对类似问题的深入研究了解美欧提出刁难问题的思路、方式、真正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第二，在具体实施应对方案的时候，尽量做到哪有事，哪解决，尽可能保持小问题不要扩大化，经济问题不要政治化。比如纺织品问题，虽然我们知道美欧的这次发难的多种原因，但是，从中国政治经济的大局出发，还是应该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一致，而不要形成升级的贸易战，影响其它领域的贸易产品，同时也为我们制定与执行对外政策留有更大的空间。

　　另外，在专项应对的过程中，国家行为的标准是从全局出发，以国家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往往会形成“一城一地得失”的情况，所以在采取应对措施时一定要考虑国家专项配套措施的支持，比如关税措施。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当我国企业因外在原因面临不平的竞争时，国家作为创造与维持公平竞争秩序的主体，应该采取相应的国家政策给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