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串事件背后暗含地方政府争取金融控制权逻辑

　　这几个事件表面上彼此孤立，但其实有着隐蔽的逻辑一致性：地方政府为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金融资源”而做的长期努力，目前正在开花结果

　　文/本刊记者 周阳

　　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地方政府为获得更强大的金融控制权的努力，开始收获具有实 质意义的成果。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论是短期目标还是中期规划，其实现都必然需要资金的支持。通过对当地金融机构施加影响和压力，从而在地方建设资金调度上实现指哪打哪，对于以GDP为业绩标准的地方政府来说，是“最有效率”的发展和保护地方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也是地方政府不断努力拓展其金融资源控制权的最主要动机。

　　这种金融资源控制权既包括开设金融机构的权力，还包括对现有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施加影响的能力，通常体现在政府对金融机构人事权和股权安排上。

　　然而，中国的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直属于“条条”的范畴，各地分支行行长与属于“块块”的省市长们至少在理论上属于互不统属的关系，省市长们原则上无法对属地上的银行行长发号施令。在经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这已经成了各地方政府首脑们一块越来越重的“心病”。

　　国有银行股权改革后，地方政府与当地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纽带进一步被削弱，寻找新的“嫡系”的金融资源支持，变得越来越迫切。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打破原有的狭隘的地方边界，以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控制权。

　　直辖市发力

　　中国已经有近10年的时间(1996年至今)没有设立新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了，但是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将打破这一僵局。据报道，渤海银行将于近期正式挂牌，天津泰达为渤海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拥有股份超过20%，境内资本绝大部分为国有大型企业，已确认前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羊子林将出任渤海银行的行长。

　　这一举动发生在中国政府全力解决四大国有银行的紧要关头，成为一个非同小可的信号。

　　成立渤海银行的最初动议始于1986年，历时近20年，历经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立兴起。渤海银行曾经上报名称为“滨海银行”、“滨海发展银行”，意在依托滨海开发区，为开发区提供金融服务。

　　天津市政府希望建立嫡系银行的愿望强烈而持久是有理由的。作为一个离北京不过2个小时车程的直辖市，北京的金融机构在满足天津市场方面占尽了政策优势：如北京和天津两地间的企业支票可以通存通兑；尽管央行禁止异地存贷款，但北京的金融机构一再绕开政策壁垒直接向天津的跨国公司(很多设在天津开发区)提供存贷款服务，都无形中削弱了天津本土金融服务的竞争力，最终影响天津市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和收入权。

　　京津两地之争在长时间里使天津处于弱势，滨海银行一直得不到批准。2003年初，天津市政府将筹备的新银行更名为“渤海银行”，定位于一家区域性银行，再次向中央递交方案。此时距离2006年中国银行业大限越来越近，中央政府已将所有的精力和资源都用在国有银行的改革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任务不得不更多的落在地方政府的身上。渤海银行有了诞生的良机，前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市长半年后，渤海银行终于获国务院批准进行筹备。2004年12月30日，中国

银监会正式发文至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渤海银行的筹建申请。

　　除了股权(天津当地企业控股)以外，渤海银行的人事权也是博弈的核心环节，据闻行长人选问题也是推迟挂牌的原因之一。在羊子林之前，曾传闻渤海银行一把手候选人为原工行天津分行的某领导，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间因缘不言自明，但最终还是由原国家政策性银行行长羊子林赴任。根据羊子林的个人简历，与天津并无瓜葛，但国家银行行长级别的人物到一家总部设在地方的股份制银行任职，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论如何，渤海银行最后依然落户滨海开发区，这是天津借自己的直辖市地位发力和博弈的结果。

　　省会的力量

　　与此同时，同处渤海湾的恒丰银行也要发生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件：迁址。

　　目前，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惟一一家总部设立在地级城市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近期山东省政府下文，同意恒丰银行将总部从烟台迁往济南。一家银行的总部迁址，在国内还尚无先例，如果最终获得银监会批准，意义非常。

　　按照山东省政府的说法，此举目的在于加快提升济南区域金融中心地位。济南区域金融中心以山东为核心，辐射河南、江苏、安徽、河北等约200公里半径之内部分地区。据了解，除第一大股东建行以外，山东九发股份、山东三联集团公司、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山东泛海系)并列为该行的第二大股东。由此可见，迁址省会后的恒丰银行在当地政府影响力拓展中将是一支有力的“嫡系”部队。

　　和古代王朝的迁都一样，这样一项开创性的任务，与行政权力的集中调配能力密切相关。毕竟，迁址对于一家银行而言，绝非小事，且不论搬迁导致的各种硬件成本，人员调整的繁重工作，当地的客户资源与客户关系都会受到影响——沦为分支机构后原来可以提供的总行服务范围和权限大不相同。

　　但是获得一家银行的总部驻扎对于当地政府来说实在太重要了，除了可以获得最大支配力的金融支持以外，还可以利用这家银行的网络为本地企业的全国乃至全球分支机构服务。中国地方政府都深谙此道。

　　早些年，曾传闻招商银行欲迁址皇城根下，但始终未能真正离开那个天高皇帝远的昔日小渔村，可见银行迁址也并非易事。

　　不论如何，济南以省会之尊吸引金融资源的转移，也必定是情势所迫下的三方(烟台、济南与恒丰银行)妥协的结果。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迫使他们学会在更大的范围中合纵连横，而不再孤军奋战。

　　外乡人

　　这是一系列事件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案。

　　8月13日，大连实德集团签约认购银川市商业银行第二次增资扩股中发行的6600万股，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8250万元。

　　银川商行是宁夏惟一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这次计划新增股份4亿股，大连实德的6600万股占比16.5%，对于单笔交易已属不低。当地政府专门为此交易举办了隆重的签约仪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王正伟出席并称其为“最快的招商引资项目”。不过，当地政府仍然是银川商行最大的股东。

　　无论如何，从交易规模还是政府态度，这一次都有所不同。本地企业入股本地商行是相当长时间内的游戏规则——“肥水不流外人田”，通过这种本地嫁娶，地方政府更加巩固了对地方资源的掌控。

　　大连实德与银川政府联合打破了传统的游戏规则，这恐怕也是利弊权衡后的结果。毕竟，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资源的支持，而现代金融越来越依靠雄厚而稳健的资本。为了更长远的利益，银川不得不以退求进，将传统的地方保护权(力)让位给经济发展权。

　　竞争三部曲

　　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也是一个利益机制重建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必然的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格局重组。一系列的中央政府机构精简和行政审批权取消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地方经济发展主导权和收益权，继国有企业改革后，金融资源成为了各级政府主导经济的最后一个争夺目标。

　　但是既有的各种制度安排，使得金融资源在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分配主导权依然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如开办金融机构的审批权、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制定权，甚至包括金融机构信贷审批权限制度——这一点对于地方经济尤为重要，也是地方政府牢牢抓住总行地位不放的原因。

　　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无力负担全面的改革成本，地方政府更加实质性地获得了对如城市商行、地方农信社等金融资源的控制权，但中央政府可以举全国之力来拯救国有大银行，而面对城市银行与农信社的沉重包袱，地方保护思维定势下的地方政府能用以盘活这些资源的能量却是有限的。

　　在这种思维定势下，地方政府盘活地方金融机构的努力经历了向外拓展(设立分支机构)的被动和引进外资的事倍功半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因为受到银行监管当局对于地方性银行跨区域经营的种种限制而多半无功而返，到目前为止，国有银行网点优势给中央带来的腾挪能量仍让地方政府垂涎不已；而引进外资同样受到政策对参股比例的限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同一家外资金融机构不得参股两家以上中国境内银行，国有银行改制也在和地方银行争夺有限的外资资源，地方政府获得更大金融资源权的成本被抬高。

　　从渤海银行到银川商行的一连串事件表明，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权之战开始摆脱思维的定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激烈的竞争使“地方”的边界开始扩大，以地级市一隅去抗争不如集一省之力；以一市之威不如因区域之名；近亲繁殖不如引进外地产权，在更大区域内整合资源，“审时度势”地与中央政府、与其他地方争夺全国性的金融权力。

　　目前的问题是对这一趋势该如何评价。地方政府的金融资源控制权加大，固然有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但也必然削弱中央

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不得不面对改变金融资源管理方式的要求，如传统的地域准入管理方式该如何改革，统一市场所需要的竞争规则该如何加强，暗箱操作、资产流失等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已经遇到的问题该如何防范和遏制……

　　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