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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福勇 北京报道 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加拿大召开的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后表示，中国汇率制度尚且不具备自由浮动条件；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有一定作用，而且因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所不同；汇率并不能独自决定能否改变中国外汇储备增长。
周小川表示，首先，中国汇率制度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目前全球经济并
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会有较多的调整，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第二，从理念上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在宏观上要有管理，因此，汇率制度也应当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对于中央银行在新汇率制度中扮演的角色，周小川认为，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Filter)的作用，对市场上正常的波动不必进行管理，让其通过；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则要熨平：包括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分。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Adaptiv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应起到防范危机的作用，譬如在爆发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特殊的干预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制设计中应有之意。
周小川在回答汇率对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将起到什么作用时表示，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所不同，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有一定的作用，但也还应当强调运用其他政策对内需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汇率机制对国际收支和经常项目的调整是起作用的。如果不去考虑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调整，而仅仅由汇率来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那是不行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某些价格刚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特性。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在今后二、三十年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它对内需有明显影响而价格弹性很小。人口因素中赡养率的变化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代际补偿的变动会引起消费偏好和消费总量的变动。二是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亚洲国家所信奉的儒教文化传统有着较高的储蓄倾向。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正在改革其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体制，这在社会上暂时产生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储蓄倾向在现阶段表现较高。目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改革的方向，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以减少改革过渡期内的不确定性，增强消费者信心。四是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人们可能对子女未来上学的预算有说不清楚的感觉。1998年、1999年推行的住房改革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但也有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以上四种情况都是价格刚性或价格粘性较强的环节，或者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采取内部经济政策的必要调整。
对于本次汇率改革能否改变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增长？周小川认为，分析外汇储备增长问题可以有两个角度。一种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出发，由于存在顺差，从而会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与汇率是相关的。另一种分析角度是从储蓄率出发，如果储蓄率较高，随着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降低，储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到国外，寻找回报更好的机会。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中国过去一直实行出口强制结售汇，出口企业自留外汇较少，使得更多的资金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形式表现出来。汇率机制改革后，中央银行会减少在市场上的购汇，外汇资金将更多留在企业手中，民间也就会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对外投资。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官方对外投资与民间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仅仅取决于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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