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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参加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时答《金融时报》记者问
<作者>=付平
本报讯 记者付平报道 2005年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应邀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在会上作了演讲并回答了与会者的提问。本报记者对会议
情况进行了跟踪采访，周小川行长就讨论涉及的内容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发表了公告。当时，的确有些“出人意料”。您能否谈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决策条件和时机选择？
周小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搞市场经济，改革一直是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汇率体制必须与市场经济的体制相适应，因此货币应当是可兑换的，其价格应当反映供求关系，适应具有较高开放度的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要求，也就是说，汇率应该是能够浮动的。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确定了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还对汇率改革与其他金融改革的顺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行完成以下三项工作：一是银行部门改革取得进展，银行体系得到加强；二是减少对外汇交易某些不必要的管制，包括部分资本账户的管制；三是外汇市场得到深化和发展，能够为国内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市场环境和必要的避险工具。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03年底，国家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包括注资、不良资产核销和股份制改造等，今年上半年，又对工商银行进行了财务重组。这样，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三家进行了重组，并实施了股份制改造。3万家农村信用社的改造也是2003年开始启动的，目前已完成了一多半。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进。当然，要想在银行体系全部完成一轮改革后再着手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太可能，时间所需过长。但有必要做好大部分工作。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四个层次，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我们已大致完成四个3/4的改革和重组，即每个层次的70%—80%已摆脱过去的困扰，开始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此外，取消了一些对资本账户交易不必要的管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扩大；个人和企业经常项目下交易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及业务限制放宽；金融市场基础建设也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条件也相当不错，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投资过热得到抑制，CPI不高；世界经济运行平稳，美元利率稳步上升。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实施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份以来，当汇率改革的各项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之时，却出现了一些“噪音”，例如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海姆的提案，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施压。这些“噪音”并不能改变中国汇率改革的各项基本条件和顺序，只是干扰了正常的改革进程。
外界有传闻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迫于国外的压力。实际上，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高度负责的态度，坚持从我国的根本利益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
《金融时报》记者：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主要原则、动机和目标是什么？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我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引起的各项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对宏观经济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骤地推进改革。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有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是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扩大内需以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需要。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也不刻意追求外汇储备的增长，我们的目标是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特别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基本平衡。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初始调整，即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这一调整幅度主要是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的，同时也考虑了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
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是通过相对价格的作用来促使国际收支的更为平衡，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形成更有力的支持。就中国而言，国际收支平衡更应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中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至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总额也在2%左右(今年因有特殊情况，会有稍高的上升)。如果把经常项目中另外两项(收益和经常转移)加上，经常项目顺差去年约占GDP的4.1%。但收益和经常转移两项并不像商品和服务贸易那么稳定，一方面，它们往往会因升值预期变动而变动。譬如，当货币升值预期较高时，收益项下的分红可能会减少，企业会尽量保留公司的未分利润以期待货币升值的好处。此外，当货币有升值预期时，经常转移项下的侨汇可能会有较快增加。而且，上述两项往往容易与资本项目混在一起难以区分。同时，我们认为统计工作可能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经过调整的、主要由商品和服务贸易构成的经常项目。因此，我们希望这次汇率调整能够实现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大体平衡，当然计算不可能十分准确，会有一个可容忍的误差区间。我们认为，通过相对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大体消除这种顺差。这是我们此次调整和改革所考虑的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与原有的机制相比，新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点是什么？
周小川：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按照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不等于盯住一篮子，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不采取自由浮动呢？中央银行在新的汇率制度中究竟起什么作用？
周小川：这次汇率改革中我们的提法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为什么不采取有些人提出的激进想法，譬如自由浮动的做法呢？首先，目前尚不具备自由浮动的条件。目前全球经济并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今后会有较多的调整，同时，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强，中国经济体制还不能承受急剧的非秩序化调整。第二，从理念上来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强调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在宏观上要有管理，因此，汇率制度也应当是有管理的浮动机制。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Filter)的作用，对市场上正常的波动不必进行管理，让其通过；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则要熨平：包括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分。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Adaptiv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应起到防范危机的作用，譬如在爆发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特殊的干预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制设计中应有之意。
《金融时报》记者：汇率调整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将起到什么作用？
周小川：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所不同，汇率对调节国际收支有一定的作用，但也还应当强调运用其他政策对内需进行调整的重要性。可以肯定的是，汇率机制对国际收支和经常项目的调整是起作用的。从实际有效汇率的角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参数分析，我们可以测算出贸易的汇率弹性系数。从统计分析上看，参数的检验是有显著性的。但是，内需的作用对大国经济可能更为重要。内需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相对价格进行调节，还有一部分并不直接通过相对价格发生作用。某些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政策会对内需产生影响，譬如对房地产的调控、对某些行业的特别措施等等。如果不去考虑这些宏观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调整，而仅仅由汇率来承担调节国际收支的责任，那是不行的。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某些价格刚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特性。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在今后二三十年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它对内需有明显影响而价格弹性很小。人口因素中赡养率的变化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代际补偿的变动会引起消费偏好和消费总量的变动。二是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亚洲国家所信奉的儒教文化传统有着较高的储蓄倾向。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正在改革其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体制，这在社会上暂时产生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储蓄倾向在现阶段表现较高。目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改革的方向，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以减少改革过渡期内的不确定性，增强消费者信心。四是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人们可能对子女未来上学的预算有说不清楚的感觉。1998年、1999年推行的住房改革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但也有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以上四种情况都是价格刚性或价格粘性较强的环节，或者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采取内部经济政策的必要调整。分析美国经济，也有类似的情况。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以及全球失衡之间的关系？
周小川：中美之间经常项目平衡的问题可能比较大。美国方面说的对中国逆差的数字要比我们海关统计的大，但这往往包括转口贸易的因素，且未包括美方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方面的顺差。
按照中国的理解，从WTO的原则和经济学原理出发，应该考虑的是一国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的整体平衡，而不能仅以双边的平衡来考量。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很大不同。对于小国经济，相对价格的作用往往很大；对于大国经济，尽管相对价格会起作用，但内部需求管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譬如储蓄率、消费信心、财富效应、资产价格等方面都有很大作用。就中国而言，养老金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不确定性都会影响居民的储蓄率，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这样就会在一段时期对内需产生一定影响，需要花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大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进行反思。50年代以后，一部分亚洲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先后出现了“四小龙”和“四小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当时也非常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但当大国采用外向型经济战略并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对全球经济来说就带来了性质不同的挑战，这是需要全球共同考虑的问题。
总的来说，应当考虑贸易的多边平衡而不是双边平衡，考虑内需政策的作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这些因素与汇率政策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相互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到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7110亿美元。作为参考的篮子货币的构成是否会影响外汇储备币种结构？
周小川：中国选择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有些国家确实比较关心我们的汇率机制参考点和储备构成的参考点之间有何关联。实际上，由于这两者考虑的出发点不一样，而且有历史存量的影响，因此对中国来讲，这两者是分开考虑的。同时，中国也会采取非常负责的态度，我们不希望由于储备构成方面的任何主动变化引起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尽量避免予别人以口实，所以，我们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任何不谨慎的行动。
关于篮子货币及其权重的考虑，8月10日我已在上海讲过，主要是以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权重作为篮子货币选取及权重确定的基础。一般而言，与我国的双边年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应该说在权重中是不可忽略的，同时也适当考虑了外债来源的币种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经常项目中一些无偿转移类项目的币种结构等因素。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解释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比较倾向多积累外汇储备的现象？
周小川：这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有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防范风险，亚洲国家多致力于较多地增加外汇储备，一开始是为了设法偿还外债、弥补外汇储备的亏空，之后则倾向于较多地积累外汇以防范风险。目前，国际社会对个别国家出现流动性问题仍无其他较好的解决办法。有人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流动性支持的透明度应当更高、更有规律性，以使这些国家能够预见到在流动性短缺时能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当然，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加强早期预警机制。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发挥得好，有可能降低每个国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
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涉及对冲基金(Hedgefund)。个别对冲基金仍有恶性投机的问题。是否应当对此进行监控？国际组织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对冲基金较多的大国、富国可否考虑制定相应的制度？中国有个说法叫“一分为二”。一方面，不能因有所管理而抑制创新，降低经济体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对资本过度流动和过分投机的担忧又会导致多个国家官方外汇储备的增长。这个问题需要有人去考虑，并提出适合的应对之策。
《金融时报》记者：本次汇率改革能否改变中国过高的外汇储备增长？
周小川：分析外汇储备增长问题可以有两个角度。一种从经常项目收支不平衡出发，由于存在顺差，从而会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与汇率是相关的。另一种分析角度是从储蓄率出发，如果储蓄率较高，随着国内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的降低，储蓄资金会倾向于投资到国外，寻找回报更好的机会。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中国过去一直实行出口强制结售汇，出口企业自留外汇较少，使得更多的资金以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形式表现出来。汇率机制改革后，中央银行会减少在市场上的购汇，外汇资金将更多留在企业手中，民间也就会以美元、欧元、日元等对外投资。在高储蓄率的情况下，官方对外投资与民间对外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不仅仅取决于汇率。
《金融时报》记者：您提到，中国的改革，包括汇率改革，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能否就此谈谈您的观点。下一步有何改革打算？
周小川：中国26年的改革在总体上选择了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但在一些重要的环节也曾采取过非常坚决、果断的推进措施。与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相比较，中国选择的渐进式改革成效更为突出。因此，渐进式改革同样适用于汇率改革。因为改革不仅仅改了制度，而且涉及到思维如何转变，人的思想是否跟得上、行动是否跟得上的问题。新的体制建立后，人们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可能是全民族的，也可能涉及较多的行业，其管理人员和职工都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这种新变化，而知识、技能等方面也都需要有一个磨合期。此外，由长期封闭走向开放也需要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渐进式改革比较符合思维、知识、人力资源成长的变化规律和逻辑，对可能涉及的利益分配的调整比较适度，因此，渐进式改革是一条比较好的改革之路。过去26年的经验表明，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国情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仍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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