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飙升削弱美国消费 亚洲经济体面临双重打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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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9月10日 12:25 中国经营报 | |||||||||
作者:史蒂芬.罗奇,谢国忠,程实 来源:中国经营报 我们正经历着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个油价风暴。对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来说,这预示着不同寻常的风险。如果高油价对原已过度消费的美国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话,那么把美国作为主要出口对象的国家将无法幸免。而亚洲恰恰处于这场风暴席卷的中心。
美国消费支出明显放缓 在油价持续走高的影响下,全球经济迅速放缓,出现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即便油价停留在60 美元一桶的水平,美国消费支出也必将显著放缓。理由如下:首先,美国家庭的财政预算灵活度非常有限。他们的个人平均储蓄率已下降至零,远远低于上世纪70 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平均值9.5%以及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前夕的7%。目前大部分消费者惟一所能依靠的,就是由美国日益严重的房产泡沫所创造出的暂时性财富。 第二,就在上世纪70年代两个石油危机之前,美国家庭的自主消费已出现过剩,这为此后美国的经济衰退埋下了伏笔。今天我们看到相似的过剩情况:花在消费耐用品和住房建设的平均支出占去年美国GDP 的14.3%。这几乎与70年代能源危机引发消费市场崩溃前的水平一样。 自上一次经济衰退于2001 年下旬结束以来,计入通胀因素的实际油价已上涨三倍多,美国消费者很可能会减少开支,这将连累到世界其他济体。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亚洲区(日本除外)可能面临双重打击。该地区低效的能源消耗技术和对美国消费市场的过度依赖,将会使其经济受到更为严峻的冲击。 亚洲经济受冲击最大 2004 年中国的GDP 每单位石油消耗量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像很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给零售能源产品提供价格补贴。尽管这部分抵消了中国消费者所受到的高油价冲击,但政府则要承担更大的财务负担。此外,中国约1/3的出口是输往美国的,也就是说,中国能源行业企业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消费能力。这场能源风暴是任何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都难以应付的一个难题。 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由于缺乏来自内需的支持,亚洲经济体已紧密地融入以中国为中心的制造业供应链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高油价削弱了美国的消费能力,中国出口同样会随之放缓,并将最终波及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再次印证了全球化风潮下各个地区的相互依存性关系。 日本和印度的情况也许会好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日本和印度受到的高油价冲击低于其他亚洲国家,但损害仍不可避免。近年来,日本的内需有所提高,如果该趋势能持续,将有助于缓冲出口下降造成的冲击。同时日本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取得了突出进展。自1973 年起,日本的石油密度比率(用以量度石油消耗量对比经济产出的计算单位)下降了83%,显著高于同期美国50%的下降幅度。然而,鉴于中国现已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市场,任何由于能源冲击致使中国经济放缓,都会给刚出现复苏曙光的日本经济带来实质损害。 由于印度与中国在经济上没有密切联系,它的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能源的低效使用和定价。目前,印度的能源使用效率只及发达国家水平的一半。此外,印度也向国内零售能源产品提供大量的补贴,这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将对已经紧张的财政状况带来负面影响。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兼全球经济研究部董事,本文2005年9月5日在《时代》杂志亚洲版首发,本报略有删改 相关一 全球经济增长缘何未受重创? 房地产市场繁荣、政府补贴缓解了高价的影响 2006年,石油泡沫破裂的风险很高。一般而言,当经济活跃性降低的时候,泡沫就会破裂。如果全球经济增长放慢的话,很多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但现在这些问题仍然被廉价资本所支持的经济高增长所掩盖。 全球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各经济体对石油需求的增长,投机资本又进一步推动了石油价格的上涨。尽管油价高企,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又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全球经济在油价不断飙升的同时仍然保持了较强势的增长。 经济增长预测的不确定性 由于石油价格增长的幅度超过了原先的预期,因此,我们对2006年全球经济的增长预测从过去的4.1%下调至3.7%,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从5.8%下调至5.5%。我们同时大幅度上调了对石油价格的预测,对西得克萨斯清质原油(WTI)2006年的价格预测从过去的45美元/桶提高到64美元/桶。 短期内,石油价格如何影响全球的需求仍然很不确定。亚洲——一个本来就最容易受到高油价冲击的地区,其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有所反弹。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府采取相关措施确保消费价格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二是美国房地产繁荣刺激的全球需求增长拉动了亚洲的出口;三是中国的房地产繁荣。 因此,我们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亚洲各国政府如何处理高油价补贴,美国房地产市场前景,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美联储对房地产价格非常担心,它将可能继续加息,即使美国或者全球经济陷入疲软也不会停止加息步伐。 我们的预测假定了以下前提:首先,明年石油补贴不会全部被取消;其次,美国经济房地产泡沫不会破裂;第三,已经在亚洲地区游荡的热钱继续留在亚洲。我们的假定实际上已经否认了美联储还将把控制房地产价格作为加息的重要理由。一旦发现美国短期经济表现有了明显恶化的趋势,美联储才会停止加息甚至采取减息行动。 经济增长VS油价飙升 今年的石油平均价格相当于2001年的两倍,而在过去三年中,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创下了历史的最高平均水平。从表面上看,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大大超越了油价上涨对经济的阻力,如果需要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一切我认为,原因在于房地产价格高涨和政府补贴,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去年,美国因为油价上涨而多支付了115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的房地产价值增长了2万亿美元。来自房地产市场升值的财富效应才是经济增长对高油价产生“免疫”作用的秘密。 中国经济对高油价产生抗体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消费者的政策性补贴、贸易顺差的扩张以及流入房地产市场的热钱所形成的流动性。当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而冷却下来的同时,由于滞后效应,房地产行业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 目前,中国的汽油零售价格仍然是全世界最低的,公共交通费用也没有大幅度上涨,这完全归功于政府的调控措施。比如,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采用的是直接补贴出租汽车司机的方式来保证出租价格的稳定。我们估计,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费用总额大约占中国GDP的2%。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解释在高油价时代下,全球经济仍然能够反弹。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石油供需两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虽然需求增加了,但石油价格却上涨了70%。其中,金融性投机行为有可能是主要原因。投机资本推高了石油价格,充沛的流动性繁荣了金融市场。伴随着流动性泡沫的加剧,其破裂的风险也在增加,不过时间很难确定,直到它发生。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陈程 编译) 相关二 能源补贴反噬亚洲经济 全球化时代下的油价风暴不可避免地对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产生着不容小视的负面影响,亚洲自然也不例外。为求将这种全球性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亚洲大多数国家(除日本、韩国、新加坡外)继续着其由来已久的能源补贴政策。 但令人忧虑的是,这种力求自保的保守政策也许并不能让亚洲经济独善其身,反而会带来多重潜在风险,反噬亚洲经济增长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长痛不如短痛,亚洲经济对作茧自缚的能源补贴政策进行及时反思正是当务之急。 如果油价高涨对经济构成短期冲击,补贴政策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在价格长期坚挺的高油价时代,补贴政策反而会反噬亚洲经济,带来多重潜在风险。 第一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带来了财政危机。实际上,亚洲各国在选择补贴政策之时就像加入了一场赌局,用本国财政安全作为赌注去博油价高企的持续性,只要高油价带来的经济成本超出了各国财政可承受范围,那么这种慷慨的补贴政策必将终止,而这种政策崩溃必将给亚洲经济带来一段惨淡的“休克期”。 第二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将降低各国国内能源企业同政府的契合度。虽然印度和中国最大的能源企业都属于国有企业的范畴,但市场经济之下追求商业利润是所有企业的本能。由于这种大型能源企业在国外都有分支机构,所以难免会对国外高价市场垂涎三尺,而对国内低价市场意兴阑珊。在巨额利差的诱惑下,“红杏出墙”的行为很难避免,国有能源企业同政府政策的和谐度很可能因此大幅降低,为经济增长带来不可预期的不确定性。 第三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降低了国内经济个体的免疫力。由于长期受到补贴政策的优惠,享受着低价能源的企业和个人都对能源危机置若罔闻,他们更多的习惯于由政府来承担所有风险,而一旦失去补贴政策的保护伞,这些经济个体将缺乏自我保护的能力。 第四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很可能引致贸易制裁。在油价持续飙升,美国、欧盟等主要亚洲产品消费国的国内需求不断缩水的情况下,亚洲企业更容易受到贸易纠纷的困扰,而能源补贴政策无疑是“亚洲制造”的软肋所在,如若欧美对此大设贸易壁垒将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第五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可能威胁金融安全。受补贴政策的激励,亚洲各国的能源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抑制,在国内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各国需要通过在国际原油市场大量买进来弥补这一缺口,这必然导致各国国内货币需求的相对不足,进而带来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在中国汇率制度刚刚在7月21日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给整个亚洲金融稳定带来潜在风险。 第六重风险在于,补贴政策可能带来社会动荡。由于国内外价差的不断扩大,亚洲各国对于坚持补贴政策难免会出现动摇。但在一些国家,国内油价刚刚出现些许上涨就遭到了国内民众的巨大反感。补贴政策对经济的扭曲作用如此深入民心给各国政策转型带来了巨大难度,如果不能做好各种辅助工作,贸然的政策变化将带来难以估量的社会成本,给经济增长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