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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迪 雷新
2004年，有关部门曾对98名中外著名专家进行关于2010年前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的调查，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名列头两位。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就业不充分必然转化为全社会的失业问题。中国农民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此次“21世纪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建议以就地多元化促进中国农民的现代化。
记者：中国农民如何走向现代化应该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您提出以就地多元化促进中国农民的现代化，那么就地多元化指的是什么？
杨团：中国只有农村实现了现代化，农民实现了现代化才算是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到底怎样实现？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些路都尝试了，仍不能解决问题。于是，近两年的讨论集中到就地实现非农化的选择上。我将非农化做一修正，改为多元化。
多元化的基本轮廓有这样几条：一是农村生态地理环境大体上维持原貌，有相当比例的农耕土地；二是农民的身份并没有变成城市居民；三是农民的谋生方式多元化，在大多数地区农林特产的深加工可能成为生活的主要来源；四是农民享有的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具有与周边城市带相似的水平，这个水平并非基于当地的经济收入水平而是大力推行社会政策的效果；五是社区生活是开放的，与社区外更多交流与互动，人口聚居的程度更高，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的农村社会，又不同于脱离自然生态生造出来的现代城市社会的居间的生活方式。
记者：您认为就地多元化是促进农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基于什么作出判断的？
杨团：首先是中国的人口规模所决定的。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静态地看，有2.7亿农村人口是需要继续向外转移的劳动人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25-30年间，中国没有可能将农村人口基本上转移为城市人口。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就只能是就地非农化。
其次是城乡的经济增长差距决定的。中国自2002年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期，其经济规模和市场正在加速扩大。但是中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这个差距在未来25-30年内还会加速扩大。可以预料，如果不采取有力度的社会政策，加大向城市转移的机会成本，提升农民身份所拥有的价值，届时城乡对立和社会的不稳定几乎是必然的。
记者：对于农民的就地多元化，您在相关社会政策上有哪些建议？
杨团：第一，要由政府资助农民建设社区公共资产。既要培育农村社区内部的力量，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形成公共资产，又要发挥政府对社区公共服务进行整体规划、融资、评估、监督等功能。
第二，要保护农村的多样化资源，促进城乡优势互补。保护农村的多样化资源，是对人与自然协调、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发展方针的具体实践，它能够起到增进农村优势，促进城乡优势互补的作用。
第三，运用再分配手段，推进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的个人资产积累。
第四，以政策鼓励农民建立自治组织，形成利益自我表达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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