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阵痛

　　“当一个国家把竞争优势建立在初级生产要素时，它通常是浮动不稳的，一旦新的国家踏上发展相同的阶梯，也就是该国竞争优势结束之时。”美国著名战略管理学家波特关于产业集群的理论正在浙江应验。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长三角因其飞速地发展已成长为中国最为倚重的经济区域。这一地区发展伊始，便有其鲜明的个性，即具有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集群经济。

　　但正当产业集群因其先进性被中国其它地区竞相仿效的时候，这一模式的弊端也开始显现：由于产业结构单一造成区域性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减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有的产业集群多为低附加值产品，竞争能力在逐渐减弱。

　　这些问题成为

长三角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隐患。所以，如何对现有的产业集群模式进行升级，探索更先进、更富竞争力的模式已是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

　　阵痛只是暂时。《法人》在浙江采访过程中发现，政府、企业和经济界都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并已开始寻求解决之道，浙江可能的解决办法将再次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浙江集群经济出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其更高一级的制度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浙江集群经济的“二次革命”

　　文/柯浪

　　浙江放慢了脚步，这个中国经济当之无愧的龙头出现了少有的疲惫和乏力。

　　7月26日，浙江省统计局通报，2005年1至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七项经济效益指标综合指数为149.2，比去年同期降低2.8点。前5个月实现利润持续下降，6月开始略有回升，增幅同比下滑29.3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浙江企业亏损数达6349家，亏损额达54.5亿元。

　　“实际上，经济放缓的势头在去年已经有所体现。”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综合研究处副处长严士凡说。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与全国工业走势形成了强烈反差。正是由于工业下滑，导致浙江经济发展放缓，2004年浙江GDP的发展速度为14.3%，东部发展最快的头衔被迫让位于江苏。

　　“以专业化产业区或者集群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模式遇到了问题。”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金祥荣对《法人》说。

　　这似乎已经成了浙江省内的共识。自2004年以来，政府和学界关于如何转变浙江经济增长方式的调研和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经济结构调整已成为浙江着力强调的关键词。《浙江省节能长期规划》正在制定中，《浙江省关于加快工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已具雏形：“111技术创新工程”，10个区域技术创新平台和100个企业技术中心已正式启动。

　　7月25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上半年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工业经济效益增幅下滑，下半年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习近平认为，去年以来，浙江一些经济指标增幅的回落，是在宏观调控和全省发展阶段变化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要以一种“凤凰涅、浴火重生”的方式，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浙江人的忧患意识再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说集群经济大发展算是浙江经济的第一次革命的话，那么，对于集群经济的改造和升级则是关系浙江经济命运的“二次革命”了。

　　成就浙江辉煌

　　“在最近十年中，以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形成的所谓产业区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组织发展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形式。”金祥荣指出，集群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显著特征，也是浙江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已经能够看出专业化产业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在温州，143个镇中一镇一品产值超10亿元的镇有30多个，经济总量占全市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业5000多家，1999年产值250亿元，相关配套产业产值达150亿元，市场份额占全国20%以上；制笔企业150多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1/3；打火机260多家，占世界市场70%；柳市镇低压电器企业1000多家，国内市场占有率1/3。

　　又如绍兴已成为全国产量最多、设备最先进、专业市场最大的化纤纺织产业集聚区。宁波鄞县服装企业660多家，从业人员4万人。全国服装企业8强中，鄞县占1/4。此外，大唐的袜业、苍南金乡的标牌包装制作业、海宁皮革服装业、永康的五金业……

　　据有关方面的估计，浙江省已经形成规模不同的产业集群3000多个，年产值达到4500多亿元。

　　“产业群是指那些由于有共性或互补性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相关机构在地理上靠近的现象。” 著名的区域研究学者，北京大学博导、教授王缉慈说，产业集群能有效整合资源，深化专业分工，提高效率，控制成本，因此极大地提高了区域竞争力。

　　作为长期从事浙江民营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金祥荣认为“集群经济的效率来源主要是外部为主的，效率的来源有很多途径，一个途径是知识的溢出和转移，企业集中在一起之后，企业在创新、管理或者新的操作方式，都会被其它的企业进行观摩，因此很多企业希望进入产业区，不肯离开，因为他们认为，离开以后不可能作出最好的决策，企业越多，企业越优秀，溢出就越大；第二个途径是外部的范围经济，因为产业区首先有个外部规模，一个产业做得越大，分工越细，需求的汇集就越大，可以通过联合生产带来成本的降低。”

　　光环渐退

　　但是这两年，笼罩在集群经济身上的光环，随着这种模式创造财富速度的减慢，而逐渐退去。

　　“微观上，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了，宏观上，浙江省一些主要经济指标和在全国的排名都下来了。”金祥荣说。他分析，这其中有些是沿海地区共同的因素，如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上涨，加上人民币汇率的因素，以及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

　　但根本的原因则来自集群经济这一模式内部。

　　“以外部经济为主的报酬递增，没有被以内部经济为主的报酬递增所替代。”金祥荣认为，恶性竞争或向下的价格竞争使得企业靠集群效应形成的成本优势消失殆尽，这正是现在浙江集群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集群内部有大量中小企业存在，在发展不成熟时期，极易出现同业无序竞争现象，产业组织状况堪忧。由于多数集群企业仍是小作坊式的企业，内部缺乏必要的组织协调能力，造成企业压价竞销、偷工减料等无序竞争现象。

　　他认为，恶性竞争或向下的价格竞争主要是两个根源。一个是企业规模小，无法形成对市场的有效控制。

　　“有些宣传因为浙江省某一类产品占全国或世界很大份额而沾沾自喜，实际上这是没有经济学意义的，某一个企业占全国或世界的份额，即企业层面上的市场集中度才有经济学意义，这样才能影响和控制市场价格。”

　　第二个问题是产品的差异。在专业化产业区里，初看产品差异非常丰富，但是这种差异相互间隔很小，基本完全可以替代。这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只能是向下的价格竞争，就会把外部经济为主的报酬递增逐步耗散。

　　“差异不足跟创新不足有关系，浙江企业大多喜欢模仿，自己创新缺乏动力。”金祥荣说。

　　浙江省的创新主要是外观和结构设计，发明意义上的专利创新是不多的，而前者往往比较容易模仿。一种产品推出来以后，很快就被模仿了。这样看起来好像技术进步很快，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保护和激励不足，导致这些创新都是浅层次的创新，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因为大规模投入要承担成本的风险，而他的竞争对手则不需要。

　　制度饥渴

　　为了缓解竞争压力，现在浙江集群经济出现了两大趋势，一个是把要素市场移到省外，企业大量到省外投资，他们把资本拿到外面投资，再利用整合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利用当地一些优惠政策，发展自己的企业。二是产品市场国际化，用国际市场代替国内市场，浙江的外贸出口额近年来增幅惊人。

　　但是，新的市场容量毕竟有限，而且限制很多，对于解决集群经济的困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新的增长方式转变不了。依靠国际市场前景也是很悲观的。”金祥荣说。

　　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

　　很明显目前浙江经济处在第三个阶段。其实，无论是政府还是经济学家，为集群经济开出的药方都大同小异，即建立大规模的销售网络或加强技术上的创新能力。但要实施起来，却并不容易。

　　事实上，浙江的企业家从来就不缺乏开拓和创新的精神，但是为什么在集群经济上低水平竞争的局面却难以改变呢？

　　“根本原因是产权保护不能有效实施。例如，现在做品牌别人可以假冒伪劣，如果你要打假，在当地可以打，到外地就很难打，打的成本太高了。”金祥荣说，“以前生产的产品没什么技术含量，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但是随着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的提高，它对制度的需求有更高的要求，它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需要提供公正的产权保护，使合同实施和产权得到有效保护。”

　　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研究员也指出：“目前，投资无疑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要素，但从投资驱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已十分迫切。从投资推动向创新推动转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风险创业投资进入和退出机制、产权保护等各个环节的体制创新。这就是说，实现从源头到商业化的创新过程，有赖于企业、市场、政府的共同作用。”

　　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更公平的市场规则确立，或许才是破解柯桥产业升级难题的钥匙

　　柯桥故事：中国轻纺城的升级之难

　　文/柯浪

　　“日出万丈绸”。自古以来，中国纺织重镇绍兴县柯桥镇人都爱用这句话来形容当地极度繁荣的纺织工业。

　　但是现在，“日出万丈绸”说法有了新的含义。

　　来自当地统计部门的消息，在各种因素尤其是贸易摩擦的影响下，2005年上半年绍兴县经济运行稳健，工业产值、销售、投资平稳较快增长，但却首次出现了利润、外贸、外资“三回落”的局面，尤其是利润和投资增幅回落超过35个百分点。

　　生产能力依然强劲，但利润水平却大幅下降，柯桥纺织业繁荣的背后，似乎正蕴育着某种危机。作为浙江集群经济的一个典型，柯桥这一现象引起了绍兴县乃至浙江省的高度警觉。一个由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主抓、浙江省工商联操作的关于“集群经济如何升级”的调研正在进行中，绍兴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更是不断地深入企业，了解第一手信息。

　　“柯桥纺织业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轻纺城瑞安商会会长龚式敏对《法人》说。

　　“雄狮”之死

　　在对于柯桥纺织业问题的猜测还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时候，一家纺织企业的倒闭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不久前，绍兴县“百虎企业”雄狮集团突然倒闭。雄狮集团一直是柯桥纺织业的领军企业之一，早在1998年，“雄狮”就花1亿元从意大利引进高档纺机，后又花3000多万元购买80台先进倍捻机。去年，“雄狮”的产品被评为绍兴县“双高一新”纺织面料，6个产品中有5个获得县金奖，90%的产品出口。

　　但是，在今年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纺织业的配额限制相继出台后，以出口为主的雄狮集团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最终难以为继。专家认为，“雄狮”猝死，关键是企业缺乏科学管理，缺乏应对危机的处理能力。

　　这为聚集在这里的大批纺织企业敲响了警钟。

　　就在绍兴县这117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着各类纺织企业4500多家，2004年，柯桥纺织品自营出口32亿美元，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量的20%；规模以上纺织品产值占全国同类产品15%；纺织品外销率48%，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柯桥市场(又称中国轻纺城)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布匹市场。

　　绍兴纺织品的优势，来自产业集群的优势。在这个集群里，大家分工很细，有的纺织，有的织布，有的印染，有的卖布。这种优势通过柯桥布匹市场得以集中体现。

　　但是这种优势在当地纺织企业惨烈的价格竞争中，正逐渐被消耗殆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以前，一种高级布料TR弹力产品的销售价格是每米30多元，同时期该产品从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价格是每米80多元，中国的产品很有竞争力。“但是这个产品去年的价格已经跌到14.5元，业内人士测算，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但我们销售的就是这个价格。”盖瑞纺织的总经理胡柯告诉《法人》。2000年TR产品是只有高级宾馆才能见到的名贵产品，到了2002、2003年变成中档货，到现在变成了路边货。“很多优秀的产品都这样，这在柯桥纺织行业中非常普遍。”胡柯说。

　　胡柯认为，柯桥纺织业遭遇的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县经贸局有关人士也指出，产能过剩使外商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以同质化中低档产品为基础、以价格战为主要手段的无序竞争可能加剧，这将成为制约浙江出口贸易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此前，浙江省经贸委轻工纺织行业办主任王晓光表示。

　　越坎运动

　　绍兴县县长冯建荣把柯桥纺织业的困难概括为四句话：机器先进了，操作跟不上；市场变化了，产品跟不上；规模扩大了，管理跟不上；环境变化了，经营跟不上。

　　绍兴市经贸委官员劳建芳认为，绍兴“块状经济”的发展，没能走出“从众跟风”的路径，其根本特点就是“投机性太强”，企业过于注重眼前利益，而鲜有注重研发和培育自有品牌的企业。

　　同时，过于倚重纺织业，经济形态过于单一，也加大了当地抗击市场风险的难度。

　　实际上，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绍兴县委县政府已经着手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2005年的绍兴产业导向目录，总的原则就是不再鼓励搞“量”的扩大。绍兴县经贸局建议，严格控制印染能力并逐步减少。最近，绍兴一个20万吨的涤纶丝项目刚刚被绍兴市政府“劝停”，理由是涤纶丝市场已经饱和，到市场上去买比自己生产还便宜。

　　经过一系列调整，现在绍兴很多纺织企业都在发生变化。不少企业通过革新原料，如应用蛋白纤维、新型的超短纤等，达到提升产品质地及附加值的目的。也有企业通过内部技改来减少成本，节约资源，抵冲了贸易壁垒带来的部分影响。还有一些企业则通过参加国际、国内展销会等机会，提升自己的接单能力，减少原来在中间环节的流失，有的则正在慢慢建立自己的品牌，从贴牌向培育自有品牌过渡。

　　绍兴县政府还希望能引进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来促进绍兴产业升级。今年4月份，县委书记徐纪平率领绍兴一批纺织巨头赴日、韩考察，其中，有3家企业与日、韩的一些大型企业进行股权合作，合同总投资8860万美元。

　　徐纪平表示，绍兴县除了做强做优纺织产业，还要做大非纺产业，两条腿走路会更稳健。

　　“今年1至5月份，绍兴县纺织业的数量投入下降了四到五成，而非纺织产业的投入则实现了超过100%的增长；在工业技术改造的投入中，非纺织产业占了大头，达70%，仅5月份就投入了17亿元。非纺织业的产值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纺织业。”当地一位官员说。

　　“纺织产业和非纺产业的比例，要从目前的75%对25%，调整为50%对50%，我们有条件、有信心更快走过这个过程。”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

　　升级：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政府用心良苦，试图在政策设计上为柯桥纺织业的升级铺平道路，但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企业却另有苦衷。

　　“我们的技术是很先进的，现在柯桥纺织企业的设备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胡柯告诉《法人》，这些设备完全可以生产很高端的纺织产品。胡柯拥有的盖瑞纺织是一家只有几十名工人的小型的纺织企业，但是由于采用的是最先进的设备，以及成熟的技术人员，它们能生产出许多高档的纺织产品，胡柯介绍说，在一些国际性的交流活动中，他们开发的许多产品连外国同行都感觉不可思议。

　　这样的企业在柯桥并不在少数。

　　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柯桥生产和出口的纺织产品多为低端产品。为何拥有先机的设备却没有生产出高档的产品？

　　“高端的产品销路窄，没法走量，不如低档货好卖。”胡柯说，长期以来，外国进口上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式，柯桥生产的纺织品基本上是低档货，所以他们要进口高档的纺织产品时，很少会想到柯桥。

　　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但这个循环的根源在哪里？胡柯的亲身经历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

　　在柯桥，许多尝试走高端路线的企业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胡柯介绍，他们曾尝试开发一些高端的产品，的确最后也成功地开发出来了，但市场并没有给他们与付出的劳动相匹配的回报。

　　“柯桥纺织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仿制能力极强，一款刚开发的产品，几天以后仿制品就出来了。”胡柯无奈的表示，这样，新产品的优势根本得不到体现。

　　在柯桥，很多企业都是以仿制别人的新产品为生。瑞安商会会长龚式敏的企业就饱受被仿制之苦。龚的企业主要开发中高档产品为主，开发能力非常强。“但是，在开发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控制不住，比如在染厂、和客户见面的环节都有可能被仿制者钻空子，我们产品没做出来，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仿了。”龚说，“有一个企业，我们开发的10来个品种他们全部有，我们前期研发成本高，价格当然高一些，他们没有开发成本，价格自然低，更有竞争力。”

　　产品开发成功，市场销售却很可能失败，“一般开发产品，成本占了30%，产品开发出来，市场的仿制产品马上也出来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例子是，在巴黎的一个纺织品展览上，外国企业前几天参展的新产品，几天之后就出现在中国展台上，仿制的速度简直令人叹为观止。这样的状况使得很多企业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大家都不愿意开发，大家都在仿制，新产品很快就成为低端的大路货了，接下去又是一轮新的价格战。

　　“这是很多柯桥纺织企业的发展思路。”胡柯说。

　　不难看出，对于柯桥的纺织企业来说，先进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似乎并不是阻碍目前他们前进的最大障碍，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柯桥企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资金和技术积累，把他们转化为先进的产品并非难事。产业升级势在必行，但是否应该跳出产业升级就是改进生产工具的思维定式，找到问题的根源呢？

　　“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更公平的市场规则确立，或许才是破解柯桥产业升级难题的钥匙。”胡柯说。

　　在尝到了集群经济的甜头之后，温州人也也吃到了低层次集群经济的苦头，面对初级阶段的集群经济带来的阵痛，政府应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温州求变

　　◎文／本刊记者 彭水明 张驰

　　走在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温州柳市镇的街道上，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无论是街道两边、大厦顶层，还是车站的宣传牌，扑天盖地都是低压电器产品的广告。

　　“走在大街上，随手招呼一个人，他有可能就是某家低压电器公司的工人或者采购员。”浙江省高低压电气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这样介绍。“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厂家的密集程度外人无法想象，一家店面的后面也许就是一家工厂。”

　　只有几平方公里的柳市，走出来诸如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若干国内外有名的企业。“这些企业一步一步做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可以说是沾了集群经济的光，没有相对完善的低压电器产业链，他们的优势也显现不出来。”长期研究温州经济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琦教授说。

　　柳市现象

　　“柳市的集群经济产生的时间并不长。”李琦说，“从1980年起，它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作为见证人，柳市当地专门为某大型低压电器厂家生产信号灯的私营企业主李维兴回忆，一开始的时候，柳市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做成套产品的，小到一个螺钉、弹簧、大到外包装，都是工厂自行生产。

　　“但这种情形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李维兴说。聪明的柳市人发现这种大而全的生产方式实在是浪费企业的生产成本，于是他们召集做低压电器生意的亲戚朋友，商量着各自的分工问题。

　　“我们家就是这样。”李维兴说，“我哥专门生产信号批示灯，我舅舅生产母线插槽，我表弟生产线圈，我生产产品的外壳。但卖产品时，各自贴各自的标签。”

　　“你知道我们这儿，一项新东西人们学得快，模仿得也快，没过多久，这种节约时间、成本的分工模式很快蔓延到整个柳市镇，渐渐地有的企业专注于做产品，有的企业专注于做配套。”九川集团有限公司执行总裁马永友说，“到了1990年前后，柳市镇的低压电器生产初步形成了集群经济的雏形，1996年以来集群经济发展迅猛，1998年前后达到了高潮，那时候你要去柳市中国电器城去，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里面的人群拥挤程度用‘水泄不通’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他们都是去采购产品组装的配套材料的。”

　　“由粗放的分工到有效的协调，这种小区域的产业链所引起的联动效应在低压电器、纺织、印刷包装、制鞋等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温州人也尝到了分工合作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温州模式”研究专家周德文教授说，“温州人一旦尝到了这种集群经济所带来的甜头，他就会创造性地发挥，像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这样的企业，经过自己的潜心经营，已经成为低压电气产业链有影响力的上游企业。”

　　“血战”灯具市场

　　“但这并不意味着集群经济就能给任何一个行业带来无限的活力。”周德文指出。

　　在周德文看来，任何事情都有它好与不好的两面性，在经过1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柳市、温州的集群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在经过长久的积淀后，被暴露得一览无余。

　　“灯具行业整体从温州的转移就能说明集群经济在发展的初期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周德文说。

　　

亨氏灯具厂的老板赖阿才对周德文的话最有体会。

　　“灯具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分工，需要协作的行业，但随着分工合作带来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后，一部分灯具生产商为了抢夺温州及全国的市场，忽视了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对生产管理的严格要求、对销售网络的科学布局，一味地靠低价格来赢得市场。”作为当事人的赖阿才对过去的事情历历在目，“低层次的竞争，无异于自相残杀，结果是小部分企业靠低价位产品血拼市场，赢得了拼杀的暂时胜利，但他们却永远失去了市场。”

　　“灯具企业的无序血战，使大部分企业疲于应付一波又一波的价格战，从而忽视了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损害的是温州灯具行业的整体利益。”周德文说。

　　“现在我要说得的两个字是‘痛心’。”赖阿才语调时高时低，“这场血战造成温州灯具市场的全行业萎缩。”

　　周德文认为，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的附加值偏低是温州集群经济的症结之一。

　　“从低压电器到五金，从纺织到制鞋，全温州数十种产业普遍存在着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产业链的上游企业比比皆是，更别说处于下游的中小企业了。”周德文说。

　　“温州集群经济抗风险的意识与能力还比较弱。”对集群经济颇有研究的浙江大学金祥荣教授则提出了他的观点，“国内近年来纺织、服装、鞋业连连遭遇国外的

反倾销调查，使部分省市的这些产业链出现严重的波动。”

　　这种情况表明，温州的其他产业链将来也会遇到类似的事件。

　　“此外，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比较落后，西部一些地方的区位优势、成本优势、政策优势，都会给温州的集群经济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周德文补充道。

　　专门作比较经济研究的朱静芬、王耕两位专家也给温州的集群经济号了一把脉，他们认为温州的产业集群大部分还是一种扁平式的集聚，专业化程度整体偏低，缺乏产业链的有机配套，产业链中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环节极度缺乏。

　　此外，他们在调研中发现，在温州，地区与城乡差距渐明。企业的不断扩张，乡镇或落后地区的环境已不能适应其发展需要，企业不断出走，这将对当地经济造成冲击。

　　“温州已经有1000多家上规模的企业外迁，有250家企业整体外迁。”朱静芬说。

　　“大中小企业差距拉大也是温州集群经济不容忽视的问题。”王耕表示。

　　他们认为，随着一些企业在竞争中的实力增强、规模增大，企业间的差距还会将进一步扩大。实力较强的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规模效益、横向兼并与多元化发展，使竞争力进一步加强，进而打破当地的产业组织格局，使一批分工协作的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专业化分工不平等。中小企业间的水平分工更会被大企业为中心、中小企业为外围的中卫型分工体系所取代，大企业通过对市场、信息、技术、原材料与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形成对协作圈的垄断，在这种协作体系中的中小企业非常容易受中心企业的盘剥。”朱静芬表示。

　　“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温州集群经济未来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两位专家表示。

　　政府的关键角色

　　周德文认为，解决温州集群经济难题首要前提是对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政府的科学引导，加强服务是解决之本。

　　对于周德文来说，他更倾向于把集群经济称为“蚂蚁经济”。

　　“一个个蚂蚁看起来是那么渺小，但做起事来分工又相当明晰。”周德文说，“从温州企业的个体来说，他们是很小，但联合起来能做大事，比如正泰集团，比如强强集团。”

　　“但蚂蚁经济更多的是我对未来温州集群经济的一种期望！”显然，周德强认为目前温州的集群经济要比他所指的“蚂蚁经济”要低一个水平。

　　周德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会长。他倾向于通过行业自治，行业自律来规范集群经济的发展。他和他的同事现在正在做的是呼吁政府推进行业协会的建设，以加强保护集群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利益。

　　周德文认为，破解温州集群经济的难题，关键在于政府。

　　“政府应该对所辖地区的产业作一个合理的，长远的规划；做长远规划的前提是对辖区的产业的现状作一个全面的调查，这样才能对将来的产业布局或调整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周德文说，“但这还不够，政府一定要树立服务意识，角色定位准确了，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受短期利益的驱动，过分强调服务意识了，这实际上还是行政干扰。”周德文对企业的难处表示同情。

　　“有一点往往被人忽视，我们往往注重局部小区域的产业布局，而忽视稍大区域的产业布局与联动，这是目前国内存在的普遍现象。”周德文不无焦虑地说，“各地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往往比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

　　周德文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他在调研中了解到，在长三角区域内，各地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呈恶性竞争态势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引进外资企业方面，不论其从属产业和专长，一概成为各地政府激烈争夺的对象。一些地方推出压价等诸多政策，导致价格信号扭曲，造成过度竞争和资源浪费。

　　“本应是成本导向的企业投资行为，现受到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短期行为的干扰，影响了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周德文表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种情况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会得到解决。

　　“没办法，这只能靠各地政府自觉地去协调解决，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认为我对集群经济的称呼可以改变一下，不叫‘蚂蚁经济’，而是‘狼群经济’。”周德文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