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中国企业家信托责任缺席

　　本报记者 陈雪频 综合报道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中国经营者的责任”，这是一个奇怪的题目，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的企业家会直接关心过这种题目。25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了经济的繁荣，但只有经济繁荣是非常表面和肤浅的。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企业家两个问题：你敢不敢今天晚上10点钟让你的宝贝女儿一个人独自回家？你敢不敢把你自己创立的公司所有经营权都交到职业经理人手上？我敢说你都不敢，你不放心。那么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以为西方就是靠着什么自由民主和民营经济而成功的，其实他们是大错特错了。西方国家表面上学起来非常简单，包括QFII政策、社保入市政策等等我们都学会了。但有一个市场经济的真正机制，我们是没有的，这就是信托责任。

　　在一个信托责任相对欠缺的土壤上，国营企业老总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自己钱拿少了，我有这么多的贡献，我非要把企业变成自己的。我们改革这么久了，有没有告诉我们的企业家，你的责任在哪里？从来没有！

　　一个社会和谐地发展，要稳定地发展，根基不稳定的改革会是将来不安定的主要原动力。很多企业发现他们的经营环境越来越恶劣，这就是企业家缺乏责任的后果。有的人总是认为自由竞争就可以带来财富，但这种说法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信托责任。

　　怎么建立信托责任？必须有法制化的建设，规范社会个体行为。只有在一个法制化的结构之下，每一个社会成员在追求到自己的财富之后，才不会侵害到别人的利益，才不会发生上市公司坑害股民的问题。只有在法制制度的约束之下，才能保障社会群体，才能把这种信托责任理念传承下来。

　　25年多的改革开放，随着我们的民营企业继续做大，它们会遇到以前国营企业已经遇到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当你聘请职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发现无人可用，因为我们欠缺这么一批有信托责任的企业家。

　　从1980年接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到2000年退休的20年时间里，韦尔奇把通用电气的市值由300亿美金扩展到5000亿美金。但是他离开通用电气的时候，通用电气并不是他的，因为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平台是中小股民给他的，所以他做好是应该的。

　　我们哪个企业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做好是应该的！往往做好都是自己的事，做错都是体制的事。还有人有一种看法，一个企业家将一个破产的企业做好之后，难道不能分得其中的一点股权吗？我的回答非常清楚，不可以！

　　上世纪80年代，

克莱斯勒发生了经营危机，濒临破产，于是便请艾柯卡来重组，最后得以起死回生。我想请问在座各位，艾柯卡的贡献那么大，你们也认为这个公司是属于艾柯卡的吗？事实是，艾柯卡可能太傻了，他只拿自己该拿的薪水，没有把克莱斯勒据为己有。

　　公司到底是属于谁的？公司是属于中小股民的。你以为这句话跟你没有切身关系吗？我跟你讲，与你切身关系大到不可想象。我讲这话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今天碰到的是一样的问题，你自己是个创业者，你是个最大股东，我问你敢不敢去聘用职业经理人？

　　我们没有信托责任，不但表现在企业家身上，同时表现在很多国民身上。如果你去饭店吃饭，问服务员有什么好吃的，服务员一定说：那就蒸条鱼吧？这句话我听得太多了，因为这要么是最贵的，要么是卖不出去的，没有第三个可能。

　　我们今天国营企业面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经理人有没有信托责任的问题，而是我们从来没有重视过信托责任。我们把西方国家的一些表象都学过来了，但连其最基础的信托责任却没有学会，这真是我们的悲哀。

　　很多人以为自由民主可以带来国家强盛，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民主自由只是国家强盛之后的结果，而不是强盛的原因。强盛的原因是，一定要通过政府的力量建设一个法制化的社会，同时用法制制度强迫每一个社会参与者有信托责任。

　　让我们来看看这三百年来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强盛的历程，发现他们都在不约而同由政府推行了法制化的建设。当你建设出一个法制化的社会之后，就会首先规范政府的行为，然后再来规范个体的行为。只有在这种架构之下，中产阶层才能兴起，才有日后的社会发展。一个社会如果跳过法制化的建设，直接走向民主自由的话，它的下场很可能就是亚洲的菲律宾，这难道是各位乐意见到的吗？

　　(本文根据郎咸平在2005年中国商业领袖峰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有删改，未经郎咸平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