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地区资本大量外逃 经济容量已接近极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朱国栋 刘擎/上海、杭州、黄山报道

　　因为产业集群的因素，单独一家浙江企业离开当地，配套就很难跟上

　　8月，吴越大地骄阳似火。浙北一家铸造企业的销售经理何江北呆在自家的空调间里，但还是显得有些烦躁不安。

　　何江北本名并不叫“江北”，他是一家铸造企业跑了十几年的老供销员，因为客户多集中在长江以北，所以被圈内人称为“江北”。

　　这位至少已有数百万储蓄的部门经理，早就不想寄人篱下，出来自己投资办厂的想法，一年多前就已形成。7月，找到合适借口后辞职回家的老何，在找到了合资老板后，最头痛的事就是工厂选址。

　　如果把工厂留在浙北老家，或许也能拿到土地，但作为能耗型企业，浙江隔三差五的停电绝对难以接受，另外，本地技工价格也太高，年工资四万元都未必能请到工龄10年以上的老师傅。

　　经过半个多月的思考，老何决定把企业放在安徽或苏北。他的理由是，安徽或苏北距离他的核心客户很近，可以节约运输成本，更为关键的是，当地的土地、电力和劳力成本，都比浙江低，而和老家浙江贯通的

高速公路网，也早已开通。

　　老何不过是一个缩影，其实诸多企业离开长三角的理由都很简单：土地、劳动力成本高企，电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紧张，而毗邻上海浙江的苏北、安徽和江西等地区，却在加大从长三角吸引资本的力度。

　　无论是逃离还是迁移，长三角资金外流、投资增速下滑、传统产业效益下降，确是事实。长三角转型、长三角泛化的课题，无疑摆上了桌面。

　　联合利华模式

　　联合利华将生产总部从上海迁往合肥，是2004年颇为震动上海的新闻。

　　2005年8月11日，联合利华公关部Marina Wu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不把合肥作为总部，它只是我们日化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总部还在上海。”

　　联合利华搬到合肥的，包括绝大部分工厂，以及销售公司和物流系统。现在合肥生产基地已成为联合利华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更有潜力发展为联合利华全球生产中心。这个转移，给联合利华综合收益作出了近30%的贡献。

　　但联合利华人显然依旧认同上海，5月19日，联合利华的全球研发中心暨中国总部办公楼在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奠基，大楼预计于2006年底完工。

　　“其实，联合利华在中国二线、三线城市的投资有很多，比如我们在山东潍坊有生产四季宝花生酱的企业，在江苏太仓有生产和路雪冰激凌的企业。”Marina Wu说。

　　北京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赵弘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联合利华的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联合利华是企业生产基地与总部分离、获得成功的最佳案例。”

　　黄山版本

　　希望成为长三角经济圈一员的愿望，黄山市比任何城市都迫切。

　　根据黄山市官方统计，黄山外来资本中，80%以上来自浙江，而与浙江临安接壤的歙县，这个比重高达90%。

　　黄山市重视吸引浙江民间资本，和黄山市政府的一次考察不无关系。

　　2003年8月25日至31日，黄山市派出70多人的党政代表团，赴浙江学习考察，黄山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在温州、宁波、绍兴、杭州四市，学习民营经济、城市建设、旅游开发、农业结构调整、工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经验。正是这次考察，奠定了黄山今后的发展大思路。

　　黄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从2001年起，浙江资本开始大量进入黄山，但当时的投资主要以房地产为主，到了2003年起，投资工业的资本也开始逐渐增加，投资增长也很快。”

　　为什么选择在黄山投资呢？上海民营企业家毛致富的回答或许就是答案所在。

　　黄山就业人口最多的天马纺织品有限公司，是上海民营资本介入当地国有企业改制后建成，董事长毛致富本人就是上海的民营企业家。他把在黄山的投资优势归结为两点，那就是“长三角的市场，安徽的成本”。

　　毛致富说，“将黄山各种生产资源和上海资本结合起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

　　据介绍，2001年天马公司改制时，销售总收入只有1000多万元，而到了2004年，企业的销售额达到了1.1亿元；当时工厂的工人是300多人，而2004年，工人已有1000人以上。

　　会不会空心化

　　由于2005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数据普遍比去年同期放缓，一种不安的空气在浙江部分地方官员群体中弥漫:浙江的经济增长会不会就此开始步入低谷，甚至导致产业空心化呢？

　　黄山市政府副秘书长、招商局局长李希洪和江浙一带的地方政府和商人曾长期打交道，他认为这种担忧没有理由。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困扰浙江经济发展的主要是两个矛盾，一个是土地资源紧缺，一个是电力和原材料紧张，连通宁波到嘉兴的杭州湾大桥建成后，一大批滩涂储备土地资源将得到开发，浙江的土地紧张将得到缓解。另外，随着大量电厂的投产，浙江用电紧张也将在近年缓解，所以，等这两个紧缺问题一解决，浙商资本离开浙江的势头会放缓。”

　　来自浙江电力公司的消息是，2005年底浙江电力紧缺的局面将得到缓解。2004年浙江已投产大中型发电机组装机容量共231万千瓦，今年将继续投入504.5万千瓦。新开工电源项目则达1437.5万千瓦。

　　电力管理部门表示，虽然今年夏季用电仍然紧张，但缺口和去年夏季基本持平，今年冬季用电紧张局面将缓解。

　　李希洪认为浙江不可能产业空心化的另一个理由是，“浙江许多县市都实现了产业集群，一个集群中，整条生产链往往聚集着数百家甚至数千家企业，单独一家浙江企业离开当地，配套就很难跟上，而中西部省市尽管商务成本比较低，但产业链乃至产业集群还远远没有建成，所以这个因素也会把多数浙江企业留在当地。”

　　湖州市织里镇拥有数千家童装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之一。李法泉是当地一家中型童装厂的股东，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我们在湖州本地招不到工人，扩建土地难搞定，还常常停电，但是，离开了织里，给我们配套的十几道工序怎么办？”

　　行政壁垒犹在

　　在区域经济学中，区域内能实现各种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前提条件，但长三角的行政壁垒无疑仍是长三角区域竞争力进一步加强的重要瓶颈。

　　南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维钧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如果一个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仍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仍以行政区域为限，那这个区域的经济不是区域经济，而是行政经济，是诸侯经济。”

　　事实上，行政壁垒阻碍经济增长的例子并不在少数。

　　浙江某市一家著名服装企业，产值已发展到数十亿。它曾希望把总部搬迁到上海，但遭到了当地政府阻拦，地方政府留住这家企业的方法是通过低价转让土地，让这家服装公司发展房地产业以获利。

　　另外一个例子是长三角星罗棋布的港口。宁波北仑港和上海投资300亿正在建设的洋山港，以及苏南、浙北各县市自建的星罗棋布的中小港口，已形成了恶性竞争。

　　产业结构趋同也是行政壁垒严重的体现。

　　有数据显示，长三角产业结构趋同率高达70%。在现有的长三角联盟的15城市中，有11座城市选择汽车零配件制造，有八座城市选择石化，12座城市选择通信作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所以形成这种产业结构，与行政区域间缺乏统一规划有着密切关系。

　　另外，由于行政壁垒的屏蔽，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也严重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

　　无疑，真正打破行政壁垒，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长三角新竞争力形成的当务之急。

　　呼唤高端服务业

　　从近几年的上海经济发展总体态势来看，上海的经济增长对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依赖性很强。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上海定位于国际大都市的角色，应立志于发展总部经济，发展高端服务业。

　　上海对第二产业和房地产业依赖确实很强。2005年上半年，上海实现的3900多亿元的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是2117.39亿元，占上海经济总量半数以上。而上海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到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左右。

　　2005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265.04亿元，增长4.5%，而2004年，上海的房地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在20%以上。如果算上房地产业带动的相关产业链，以至于有评家认为，上海2005年上半年放缓增长的4.5%中，有半数可能是因为房地产业开始转冷造成的。

　　而浙江面临的问题与上海颇有相似之处。该省的经济总量六成依靠第二产业，房地产业同样十分火爆。

　　赵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是中国公司总部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无疑是总部经济发展的典型城市。除了高新技术产业、高智力产业之外，其他的经济构成应是主要为企业总部服务的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文化传媒、会计、医疗服务、法律等等服务业。”

　　例如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城市中，金融、文化传媒和医疗服务三大高端服务业，在这些城市的经济总量就超过了一半。

　　而上海的现实却是，本来作为重点扶持发展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反而不如传统产业。2005年上半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为9.6%，低于上海GDP10.3%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总量逐年降低，三年前服务业占上海GDP的总量是51%，而2005年上半年，这个比重下降到了45.4%。

　　事实上，上海本身也意识到发展现代高端服务业的极端重要性，据媒体报道，目前上海已选取金融服务、航运服务、文化服务、物流服务等六大领域，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

　　与上海不谋而合的是，同是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也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最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2005年7月19日,江苏省在无锡召开全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大会。会上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实施纲要》、《关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政策》。这两份文件被当地媒体称为服务业“36条新政”。

　　几乎与此同时，7月28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出“实施文化产业促进工程”等八项工程，将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作为发展浙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体制困境待破

　　尽管地方政府不约而同的越来越重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努力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型，但中国特色的体制性困境，仍将严重制约长三角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2004年，上海金融服务业增加值达到了741亿元，占GDP的10%左右，其增长速度略低于GDP增长速度。而在这之前的几年里，上海金融业的增长速度远低于GDP增长。

　　之所以增长缓慢，普遍的观点是，近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速度放缓，上海极具优势的外资金融业没有大的突破，而民营金融业彻底解禁，进入主流渠道的日子似乎也遥遥无期。

　　尽管国家放松了民间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限制，但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喻国明看来，从国务院及有关部委颁布的几个文件来看，文化产业的政策其实两三年来没有实质性突破。毫无疑问，上海要将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似乎也不现实。

　　而近年的中国医改，已被国务院研究机构甚至主管部门认定为失败，穷人没钱看病，富人有钱没好地方看病同时存在。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接触到的一些江浙富豪中，不用说看病，甚至连儿媳、老婆分娩，都会把她们送到香港。而许多台商一生病，就赶回台湾。

　　国际大都市的经济增长要依靠高端服务业发展，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上海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小旧的瓶子里，能长出参天大树吗？

　　无疑，和全国一样，体制性困境已成为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障碍，进一步深化金融、文化、医疗、行政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已成为长三角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高端服务业崛起的最迫在眉睫的任务之一。-

　　浙江企业迁移情况调查

　　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企调总队和浙江企调队对浙江596家企业的迁移问题作了调查。

　　根据调查，这次调查的浙江省596家企业中，已迁往省外的企业196家、有意向迁往省外的企业74家、省内迁移的企业128家、省内意向性迁移的企业48家、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150家。总体趋势是向省外迁移。

　　调查还显示，浙江外迁企业最为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5.6%；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

　　最让企业头痛的是，就是哪怕有钱也买不到土地。以瑞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2004年7月前，报名要求落户该开发区新区的企业达680家，用地规模达到3.2万亩，但是新区已经批准的用地面积只有6000余亩，用地矛盾非常突出。-

　　争夺长三角企业家

　　在2005年6月召开的浙商大会上，有数十个城市的市长，诚邀浙商到自己的辖区投资。

　　参加这次大会采访的一位杭州同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个有趣现象：在得知温州一位著名企业家可能在中西部省份投资至少数亿元建设生产基地时，这位企业家的身后就跟着至少4位市长，只求能和他聊一会儿，互递名片。

　　苏北一些县长、市长曾对媒体坦承，招商引资是任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有的县长，最多一天要接待15个投资考察团。

　　在浙江，许多中小企业家在地方上和普通老百姓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语权。但在中西部城市投资时就不一样了。几千万甚至几百万的投资对当地来说，也是来之不易的。

　　浙商在外地投资能享受到特殊政治地位，在江西鹰潭，当地浙商中，有六位当选为鹰潭市人大代表，八位当选为鹰潭市政协常委或委员，一批浙商被授予荣誉市民、市劳动模范称号，或被聘为鹰潭市经济发展顾问。

　　而在黄山，浙商有数十人当选为黄山市、区县两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有些城市，投资数千万元的浙商老总，甚至被当地聘为荣誉县长。-

　　长三角是否接近极限

　　除了外界普遍担心的产业空心化之外，还有一种担心是，大量长三角资本向外扩张或逃离，明显是区域经济中的“溢出效应”在发生作用，长三角的经济总量已占全国20%以上，经济容量是否已接近极限？

　　上海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说，中国城市群对国家财富积累的贡献度低于国际发达国家城市群。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全美国的份额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额为7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珠三角区、长三角区、京津环渤海区)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只有38%。

　　而在中国城市群中，首位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度偏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广州、上海、北京的GDP占全国的份额分别是1.8%、4.6%、2.5%。而纽约、东京、伦敦、汉城的GDP分别占全国的24%、26%、22%和26%。中国城市群首位城市规模偏小，集聚财富能力偏低。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将向城市群和城市经济带延伸，中国必须坚持发展组团式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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