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遥望祭坛的追问

    “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经济学家的位置上来。经济学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也是公民，当然也可以从事其他公民有权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问题是这两重身份决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吴敬琏

　　回首遥望摆上历史祭坛的“郎顾之争”，总忍不住想说上两句，发表点意见。但转念 一想，自己算老几？怎么能跟老、中、青三代经济学界老将新秀较劲呢？可话不说又忍不住，忽然想起何不连线邀请几个压得住阵脚的大腕嘉宾，顺便也捎带着将自己想说的一吐为快地说出来。该邀请谁呢？鲁迅、爱因斯坦、亚当·斯密(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乔治·斯蒂格勒(198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这5个人应该是不错的人选。

　　郎咸平是幸运的

　　鲁迅在所著《呐喊·自序》中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身陷“呐喊”悲哀与寂寞之中的鲁迅先生，假如能看到去年“郎顾之争”所呈现出来的繁华热闹场面，该作如何感想呢？相信他绝不会像国内某些经济学家那样，一再要求郎咸平“规矩点”，而是会发出由衷的感叹：郎咸平是幸运的！

　　不可否认，“2001年决定到大陆发展”的郎咸平作秀与炒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由此带来的个人效益同样非常可观。然而，谁又能否认这不是我们产权改革理应付出的改革成本呢？国有资产大面积流失可以计入改革成本且不容许别人指责，怎么到了郎咸平这儿，就成了别人说三道四的依据呢？

　　事实上，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调适与社会公平效率的呐喊，更欢迎像郎咸平这样充满喜剧色彩的人物，而像孙志刚那样悲剧式的人物则是越少越好。想当初，“泯然众人矣”的普通大学生孙志刚，以生命为代价推进我国从收容到救助的立法进程，并因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但又有谁会指责他是在作秀和炒作呢？

　　因此，是否作秀与炒作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透明公开的过程与相对公平的结果。

　　经济学拒绝神话

　　爱因斯坦曾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认为，当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会感到坦然和满意。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提出的概念中，没有一个我确信能坚如磐石，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总体上是否处于正确的轨道。”这种想法，爱因斯坦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终。

　　作为直接改变人类科学发展历史进程并给全人类带来福祉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仍然有勇气始终坚持自己所提出的诸多理论并不是神话和真理的态度。这一点，对于那些所知甚少却力图将自己变成市场神父的国内经济学家来说，是不是值得学习？对那些“临阵用兵”时急忙去“拷贝”西方教科书的经济学家，再问几句：MBO不过是一个“舶来品”，国内经济学家为什么大多停留在“YES”或“NO”、非此即彼的选择中？你们言必称的创新精神跑到哪儿去了？难道你们仅仅是一个靠贩卖“二手货”发家的货色？

　　经济学原本就在我们身边，因此拒绝神话。既然经济学就在我们身边，请问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你们满天飞赶场参加全国各式各样的豪华论坛年会高峰会，出出场动动口签个字打个白条甚至赤手空拳就拿到大把大把的钞票，此时此刻，你们是否想过这些用白条付账单位的账是怎么做的吗？是否想过自己身为公民理应承担起的纳税责任？作为大众身边的经济学问，凭着你们那洞若观火的犀利眼光，如果能对这些白条支出的情况进行追根溯源，肯定是能发现些问题的。同时，从如此支付细节、个案推演，同样可以研究出这些企业既定财务收支模式及其背后的大问题。学者的良知难道不是这样要求的吗？蚁穴溃堤的道理，难道你们不懂吗？

　　市场不需要跪拜

　　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写道：“每个人都会竭尽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所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不过，他(事实上)受看不见的手引领，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斯密上面这段话，想必国内各位经济家耳熟能详。这段话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即置身于市场之中的每一个人(自然包括所有的企业家在内)都不过是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之徒，这些逐利行为只是在并非出自他们本意的前提下，同时产生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的效果。自己老祖宗的话言犹在耳，但国内某些经济学家为什么还硬是恨不得逼着百姓和政府向那些同样追逐私利的企业家们跪拜叩首呢？如果说是要心怀感恩之心，那为什么仅仅对民众和政府提出这一要求，而企业家却可以例外呢？

　　要说善待企业家，中国百姓和政府可以说是做到仁至义尽。就拿现如今被市场奉为品牌经营神话的“张瑞敏砸

冰箱”为例，张瑞敏当年所砸76台有瑕疵的冰箱，当时市价计算再怎么也值七八万块钱，根据1979年刑法第156条的规定，这显然属于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且情节严重的涉嫌犯罪行为。然而，当时的民众和政府却能够法外开恩、网开一面，连查都没查，这难道还不够善待吗？想想有多少喜欢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奉为真理的企业家，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企业家享受过类似的善待待遇。

　　观点同样是商品

　　斯蒂格勒晚年在自传中曾经分析说，经济学界本身也有一点类似于市场，即每个学者都靠自利的活动推销自己。在这个市场上，学者就是生产商，而学生、同行、大学、政府等等就是消费者。他们出售的商品主要是论文著作中的观点、思想和政策建议。“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得最大收益”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位没有自觉地运用这一原则来权衡自己选择的研究者，可能并不适合搞经济研究。反过来，如果他从事经济研究确实是奔着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目标而去，则毫无疑问又会使得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公正性。不过，如果你告诉一位经济学研究者，他实际上选择了能使他的收益最大化的工作和观点，这个人肯定会火冒三丈地说，这是对他人格上的有意侮辱。

　　斯蒂格勒上述有关经济学家们本着使自己收益最大化目标，向“目标消费市场”投放观点“商品”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一些经济学家之所以抱持某一观点的实质。斯蒂格勒的话是不是有些道理？

　　很显然，我们在不否认经济学研究者良知的同时，也不应该否认某些经济学观点就是商品的实质。观点既然是商品，自然有一个满足自己收益最大化的产品开发、投放时机与风险评估的过程。因此，在观点同样是商品的学术市场中，我们并不需要将某些人捧为英雄，奉若神明。

二战胜利前夕在英国大选落败的丘吉尔不是说“需要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吗？而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也有一个更为经典形象的说法叫“捧杀”吗？

　　思想力量的逻辑

　　凯恩斯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当权的狂人们，他们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

　　或许是为了强调经济学作为显学的强大思想力量，上面凯恩斯老先生这句话是国内众多经济学家引用频率最高的名言之一。不过，这里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国内这些经济学家又是谁的俘虏？作为力图用思想“俘虏”世界的你们，友情客串时可曾想到对自己“统治下”百姓苍生的信托责任？

　　面对那些动辄拿改革成本说事的经济学家，蓦然想起的是二战北非主战场埃及“阿拉曼”英军墓上那句墓志铭：“对于世界，你不过是一名士兵；而对于我，你却是整个世界。”这句蕴含着无数亲人哀痛与悲伤的墓志铭，让人进一步联想到那些为产权制度改革承担成本的孱弱百姓——对于改革，他们所承担的不过是改革成本的一滴水；但对于他们的家庭，这一滴水的改革成本却是足以吞噬他们的“整个世界”。自视有良知的经济学家们，你想到这一点了吗？

　　意犹未尽，问题到此为止。最后直接引用吴敬琏老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结尾：“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位置上来。经济学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来，经济学家也是公民，当然也可以从事其他公民有权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问题是这两重身份决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意见的时候是根据生意上的利益说话，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说话，就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