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顾之争：群贤毕至 谁下手太狠

　　本刊首席记者 林伟

    对“郎顾之争”的评价，有“中国企业股改第一人”之称的刘纪鹏堪称一针见血。他说：“我别的不想评论，但是(认为)郎咸平下手太狠，不太了解情况。在私有产权脆弱、大量产权不清晰的时代，他这样搞，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

　　2004年8月21日，赵晓在京“点炮”以后，“郎顾之争”这杆品牌大旗加上诘问式“集体失语”下精彩的“品牌理念诠释”，将国内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山头的各路学界精英啸聚到一起，并呈现出明显的阵营派系分化趋势。

　　在一片喧嚣欢呼声中，尽管各个具体精英人物的立场并非是支持或反对那么简单，但众媒体还是乐于将这种阵营派系简单地二分为“倒郎”与“挺郎”两个截然对立的派系。

　　正因为有众精英的参与，才使得郎顾之间的恩怨纷争话题被彻底地边缘化，取而代之是如何看待“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方向及如何置评这一改革大潮中的众多财富英雄。

　　郎咸平：中国不能做MBO

　　在20多年改革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对于改革所产生的问题要坦然面对。目前，国内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如此“产权制度”改革发生了方向性错误，“所有人缺位”正在被大多数企业利用成为侵蚀国有资产的理论武器。国内根本没有正确地认识MBO的本质，现在国内所谓的MBO是用银行的钱收购国家的资产，这是不对的。中国不能做MBO，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不是全流通的。郎咸平将如此产权改革归咎于拍脑袋想出来的，并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

　　国有企业存在的最大问题不是所有者缺位，而是缺乏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没有信托责任，国企老总做不好被归咎于体制问题，做好了企业理所当然地变成他自己的，这就是国内所谓的“冰棍理论”逻辑。我们怎么能允许国企老总做不好呢？作为国企老总，你就必须得做好。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换掉。当然，国企老总也应根据其业绩表现进行激励。同时，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个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

　　对于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郎咸平打了两个比方。第一个是家很脏，请了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以后，保姆就变成家的主人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家很脏，但家值100万元，现在保姆来打扫。打扫完了，保姆说，你就给我200元你家的所有权吧。同时，整个家的价值也是由保姆定的——保姆说，值2000块吧。这样，10个月后，整个家也就归保姆了。郎咸平认为，如此“保姆理论”的逻辑是极其荒谬的。他进一步举例说，韦尔奇在GE做了20年的“保姆”，把GE从10美元/股搞到84美元/股，将GE产值做到美国GDP的1/20，但他2000年退休时，只带走1亿美元的报酬。最后GE是谁的？还是中小股民的，并没有变成韦尔奇的。因此，如何建立起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其信托责任，是我们政府未来应该努力的目标。

　　郎咸平尖锐地指出，我们一直忘记了一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良心的，只有严刑峻法才能保证有良心。而且，呼吁也是没有用的，要有严刑峻法支持才有用。中国股市到今天的地步，不是缺钱。缺什么？缺中小股民对上市公司的信心。严刑峻法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做一个主导，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不靠政府的力量达到富强的。基于此，郎咸平说自己从头到尾都主张大政府主义、中央集权。

　　郎咸平声称，自己的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民营经济，其保护的终极目标还是私人产权。只不过，民营经济必须在法制框架下得到约束，如果没有约束的话，后果会不堪设想，因为民营经济具有掠夺性，它在不断扩大、不断掠夺的同时，有可能会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想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践踏民营产权。因为，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权的。

　　郎咸平一再强调要用数据事实说话，不能一味地谈理念，认为各谈各的理念的最后结果就是“清谈误国”。他说：“我希望经济学界的争论回归到主流，希望用数据说服我，我不想再谈理念，理念没有任何意义。”

　　张维迎：不与无耻的人对话

　　“我有一个比喻，其实是从冯仑那里借来的，也就是中国企业家就像人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环境。”

　　“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改革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并不是 “拍脑袋”就能出来的。

　　为什么现在要讲“国退民进”？因为检验一个企业所有制的标准，就是在竞争中有没有生存能力，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所以，我们好多改革措施都是在寻求尽量对大家都有益的结果。在改革当中，衡量改革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应该以社会总财富最大化为标准。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些损害是总财富增加不得不付出的成本)，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

　　国企在收购和兼并中怎么定价，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现在的一个标准是净资产，但净资产衡量的是资产过去的价值，人家买你一个企业，买的是这个企业的未来，而不是过去。高于净资产出售不一定就没有流失，低于净资产出售也不一定就有流失。在这种以净资产定价的买卖中，如果是一对一谈判的话，如果出售的不是全部所有权，即使净增产等于企业的真实价值，其实已经是国家占便宜了。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

　　张维迎表示，一个健康的社会要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让这些人得到合理的回报，否则以后还会有谁愿意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在国企出售过程中，一定要善待那些过去为企业发展作出过贡献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个社会就是有问题的。诋毁甚至妖魔化企业家，更是缺乏社会良知的表现。

　　张维迎认为，讲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说所有者没有行为能力。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把经理人比做保姆是一个比方，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不可否认，有一些国企改制操作不规范甚至是买者和卖者相勾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是不能宽容的。但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国企改制过程中造成国资流失肯定是有的，但总体上看却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过程，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种改革当中获得好处。

　　张维迎特别强调国企改革的“时间价值”。他认为，拖延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时机，资产放在那儿看上去没有流失，本质上是在慢慢流失了。这就如同将“冰棍”放在那儿融化了，蒸发了，化成水了。试问，如果是自家的“冰棍”，谁愿意它化成水？这也就使得我们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值钱。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害怕承担个人责任，很多改制方案他是能拖就拖。正由于政府部门的顾虑，很多国有企业就那么拖垮了。目前，把所有“民进国退”的改制都说成是私人企业侵吞国家财产，这种舆论压力本身就会导致更多的国有资产缩水、流失。事实上，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倒是民营企业家收购国企要注意的。

　　学者在研究企业、指出企业问题的时候，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把它搞垮。一个学者如果只为了自己知名度的最大化，只为迎合大众的流行舆论而讲话，那他就已经丧失了学者的独立性，也丧失了基本的学术良知。我们不应该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有人喜欢用数据糊弄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时间或能力将数据重新算过。但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权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

　　基于以上认识，张维迎特别强调：“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吴敬琏：我不是倒郎派

　　面对记者有关“郎顾之争”的提问，吴敬琏最早的回应是：对科龙整个转制过程没有研究，无法评价是否出现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对郎咸平目前国企改制中出现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表示认同，但对其他人以偏概全的议论表示反对；不能认同郎咸平有关“国企效率优于民企”与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

　　随着“郎顾之争”逐步升级，吴敬琏表示，这种要求经济学家“站队”的“文革”式做法实在要不得。当经济学家就要回到你的经济学家位置上来，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应以人废言。同时，他对郎咸平提出把一切问题归之于“新自由主义”，并主张用“大政府主义”去加以纠正，吴敬琏表示无法接受。当然，对那种说即便公共财产被贪官送给了私人老板，也比放在政府手里烂掉强，也是他一贯反对的。

　　在200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期间，面对记者有关“郎顾之争”的再次提问，吴敬琏显得有点恼火。他说：“我被(媒体)列入‘倒郎派’，我是不同意的。”并同时强调，对于国有资产被瓜分、严重流失这一现象，国内经济学家并没有失语。

　　周其仁：究竟在对谁开炮？

　　“有人高调叫阵，不出来应一句太看不起人家。……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国有经济里的所有者责任，追来追去一股烟。你追吧，像论万亿计的国有银行

不良资产，追不出个头绪来的，权当天灾处理吧。”

　　周其仁言辞激烈，在对郎咸平的学者品德进行质疑的同时，其立论的根基就是对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TCL与海尔的论点论据进行反驳，并在此基础上强调现有的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毋庸置疑。关于格林柯尔的问题，他是从常识的角度进行追问：“这样的好事，我怎么就遇不到？为什么我不能坐到邻居家里，先由我掌控定价权，然后把人家的资产‘买’走？天下真有这么一种资产转让模式而又可以频频得手，格林柯尔的规模不会这么小。”对于TCL，他更是为地方政府当年与李东生为首的经营班子签订的合约击掌叫好，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是吸收了多少国企垮台、行为扭曲的教训之后，逼出来的一种改制尝试。

　　周其仁对有关海尔曲线MBO的问题谈得比较具体详细。他认为，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它的资产来源非常清楚，就是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机会以及以张瑞敏为首的海尔管理者和海尔员工的共同贡献。在集体所有这一前提下，郎咸平有关海尔是国家所有的立论前提就错了。前提错了，其攻击只能陷入“指鹿为马”的尴尬境地。

　　周其仁特别强调说：“类似海尔这样的大集体企业，应该靠所在地方的相关利益各方，在改制实践中摸索出界定产权的办法。海尔集团是产权不容界定到个人的传统大集体，海尔持股会是改革中形成的个人产权清楚的新组织。究竟哪些权利、以什么形式、多大数目、经由什么程序完成转让，应该也只能由当事的相关各方在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解决……青岛市大集体利益如果受到损害，当事人也会失语吗？海尔职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们真的没有行为能力吗？还有青岛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为什么非要一个连一次实地调查都没有做过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

　　周其仁同时还对国有资产最后委托人无效、产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路径等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叫停改制的战略，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反问道：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高管人员就可以将公司“合法”地做坏，但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真有这回事吗？这不恰好证明TCL的改革改对了？因为自己拥有股权以后就立刻将公司做好，到底对谁不好呢？没有这回事情吗？那么郎咸平究竟在对谁开炮？

　　崔之元：严惩向饭里吐唾沫的

　　“我亲耳听过我们国家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过多次，他教唆国有企业的经理主动地把国有企业搞坏，这样再卖给他们。一锅饭如果是好的政府就不会给你，他教唆经理在饭里面吐一口唾沫。政府一看以为饭已经脏了，就同意出手了，但是，你实际上知道只有吐了唾沫的地方是脏的，只要把吐了唾沫的地方用勺子挖出去扔掉，其他的饭还是好的。”

　　崔之元主要是从理论上重点回应了周其仁对郎咸平的攻击。他认为，周其仁最基本的理论观点是，企业交易各方是一个自由契约的交易方式(只有当事人知道合理不合理)，局外人没有发言权，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的集合。周其仁这一理论观点事实上是把西方的契约交易简单化了，忽视了自由契约必须是在相对平等的主体间才能有效这一前提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平等的地位，或者信息严重的不对称，则自由契约是无效的。很显然，在目前国企MBO过程中，交易主体双方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中国工人的地位与资本家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在如此不平等的前提下，是不能保证交易的公正性的。

　　崔之元表示，顾雏军旗下

格林柯尔系的“金字塔控股结构”，恰恰是2001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与迈克尔·史宾斯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式。

　　在这一模式下，企业所有者的不谨慎投资(即投资于风险过大的项目)并非破产主因，因为许多投资是在明知项目不可行的情况下作出的，真正的原因是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本企业资产。所有者如何掠夺本企业资产呢？这从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可以看出端倪：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显然，所有者是可以掠夺本企业的总资产的，即剥夺债权人的利益。这就是所谓“为获利而破产”。如俄罗斯“休克疗法”时期的金融大亨托塔宁，他控制的银行以15%的利率将从国际金融市场上贷进的美元，以高达50%的利率转贷给那些明知不可行的项目。这样一来，托塔宁就膨胀了前期会计净资产，增加前一会计期里的所有者分红。等到1998年卢布大幅贬值时，托塔宁及其股东已经赚够了，而最后破产却不过是有限责任的破产。

　　崔之元认为，上述分析和格林柯尔香港上市公司利用远远高于市场价格的资金，购买在天津完全不成规模的产品是完全一样的逻辑。因此，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的内在逻辑并无不当之处，错误的恰是张维迎等——他们为私有资本家辩护说，因为所有者承担着风险，一旦破产就要倾家荡产。但是在有限责任的情况下，他并不承担这个风险。

　　崔之元特别强调指出，“郎顾之争”并不是主要针对顾雏军，而是通过列举的一个例子，来探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样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在众多经济学家“坐谈立议”的话语海洋里穿梭前行，记者的力不从心是极其自然的。不过，在众多激烈言辞交锋的过程中，对“郎顾之争”的评价，有“中国企业股改第一人”之称的刘纪鹏堪称一针见血。他说：“我别的不想评论，但是(认为)郎咸平下手太狠，不太了解情况。在私有产权脆弱、大量产权不清晰的时代，他这样搞，真的可以让一个人上天堂，也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