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贿赂行为的几点认识

　　来源： 安徽省审计厅

　　一、对贿赂行为含义的理解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贿赂是指“用财物买通别人”。对于这种解释，我并不认同，因为它没有从本质上揭示贿赂行为的真实含义。据我多年的观察、研究，认为“贿 赂就是买卖，买卖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就某一事项进行交易。交易的买方为行贿人，交易的卖方为受贿人”。

　　经深层次的探讨，我又感悟贿赂行为还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

　　1、交易极具隐蔽性且多在买卖双方进行；也有的是妻子（女）、兄弟姐妹、情人参与，也有的是身边靠得住的参与，总的来说第三者参与现象为数不多。

　　2、卖方为国家公职人员，其中高官居多。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掌握的干部提拔、任用权；资金物资的分配处置权；建设工程、土地转让招投标权；物资采购权；刑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的处罚处分追究权；工作调动、安置、就业权等进行交易。

　　3、一般情况下，卖方无须交易成本，利润丰厚，但潜在的风险成本通常与获利成正比。

　　4、交易多为现钞、贵重物品、名人字画，实践中也有少数买方出资为卖方包“二奶”、养情妇，这主要是看卖方的喜好。

　　5、卖方采用各种方法将黑钱洗白以备后用；少数人则千方百计寻机携款外逃，逃避惩罚与打击。

　　二、对贿赂行为危害性的评估

　　笔者认为，贿赂行为是滋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它的危害性简要地说就是“祸国殃民”。

　　1、贿赂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我们可以从在全国较有影响的贿赂案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厦门特大走私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原市委副书记刘丰、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等一批党政要员被

赖昌星行贿收买，与其为伍、狼狈为奸、沆瀣一气，直接或间接协助赖昌星走私石油、植物油、汽车、香烟、

化工原料、纺织原料、机械等案值50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二是成克杰收受广西银贵公司原法人代表周坤2000万元，使得该公司获取位于南宁市的黄金地段85亩土地使用权，其地价由原96万元/亩被压到55万元/亩成交，造成地价直接损失3485万元。类似案例太多，限于篇幅，故不逐一赘述。从前例我们就可以清醒地看到，所有的贿赂行为，都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或小团体利益，从而严重地损害和制约国家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2、贿赂行为严重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党的声誉。长期以来，贿赂行为侵害和腐蚀了一大批党政官员的灵魂，他们失去了良知，把持在重要部门、重要岗位，利用职务之便和手中的权力，疯狂地索贿受贿。所有的贪官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不给钱不办事。群众常说“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其实这些普通老百姓并不清楚其中奥妙。当今社会，在某些地方、对某些人来说，按政策、按法规、按制度办的事，不做一番金钱交易，就休想办成。如果我们来清理一下在干部提拔任用、工程招投标等方面的结果，再来看看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毕玉玺等一批贪官在这些方面的所作所为，答案就非常清楚了。就是这样一批又一批的贪官们，把是非搞颠倒了，把政策法规搞乱了，把党群关系搞生疏了，把党的声誉削弱了。归结到一点，贿赂行为，严重地损害党的形象、党群关系和党的声誉，使党的执政能力受到质疑。同时，又严重损害干群关系，降低政府的诚信度和公信力，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有碍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

　　三、对贿赂行为治理的展望

　　我曾就贿赂行为的治理与有关人士交流看法，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对中央治理贿赂、惩治腐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近年来，一大批贪官，例如成克杰、李纪周、蓝甫、杨前线、毕玉玺、马德、李真、王怀忠等被处理死刑或死缓，这充分说明中央在治理贿赂问题上态度是坚决的，力度也是到位的。如果一直坚持下去，广大群众期望的政府行政行为公开、公平、公正也就为期不远了。我们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同时，还必须面对现实。当前，贿赂案件频频被新闻媒体曝光，涉及的省市之多，范围之广、金额之巨，实在令人震惊。贿赂案件屡禁不止，其症结何在，应值得我们深思。

　　（一）关于体制问题。客观地说，我们现行的体制是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制度也还是比较健全的。如对干部的提拔任用、基本建设、政府采购等，其监督管理制度一环紧扣一环、环环相扣。要是都按规定程序办事，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领导的一句话、一个条子，所有政策法规制度都成为一种摆设，而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领导干部管理体制的缺陷，导致权力高度集中和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因此，贿赂行为频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关于《刑法》的两个设定。1、关于《刑法》设定对贿赂（行贿与受贿）罪量刑，其中的“情节”如何掌握，何为情节“特别严重”、“严重”、“较重”，其界线如何区分，全凭法官个人的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实践经验与职业道德修养来作出判断和量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裁量权”问题。这在“罪有应得”以及制约犯罪问题上，至关重要。2、关于《刑法》设定的行贿和受贿同罪不同刑问题。对于受贿罪，在量刑上比行贿罪重得多。如周坤向成克杰行贿3800万元，但仅获刑5年，显然畸轻，起不到从源头治理贿赂行为的效果。我认为“情节”和同罪不同刑是《刑法》在设置上的不足。

　　结论

　　：强化和完善体制与法制建设，是惩治贿赂、打击犯罪的有效保证。（安徽省舒城县

审计局 张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