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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黄胜利
9月1日，是北京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民大）正式开学的日子，今年该校的招生计划是三千人，然而到现在为止，新生报到的仅有1400多人。学校创办人、校董事会王碧惠董事长介绍，学校定三千人的招生计划是为了还新建学校基础设施所欠的高额外债，而眼前的招生情况，使得这一计划不得不向后推迟了。
前十年：到处流浪
对于现年已经79岁，仍坚持每天到学校上班的王碧惠老人来说，创校之初的想法非常单纯，“从中学到大学，我都在教育一线工作，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后，我深知那时的学生没学到什么知识，而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家搞改革开放，需要人才，这是我办民办大学的根本动力。”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我国从根本大法上肯定了包括民办高校在内的民办教育的发展。
王碧惠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开始了创校之路。然而创校之初就不顺利。首先是个人不能成立民办大学，非得有挂靠的单位，无奈之下，她只有自己成立了一个北京民族民间文艺研究会。
1984年初，王碧惠向北京市成人教育局申请建立北京民族大学，却接连两次被拒批。当第三次向市成人教育局报批后，市局转到海淀区成人教育局，最终在当年11月22日，民大正式成立。
创校初期，没有校园只能租用海淀区永丰乡皇后店原永丰二中，没有办学经费，王碧惠又通过私人关系借到了六万元。
原永丰二中，占地大概100亩，大约有100来间房屋，原来的房子破烂不堪，房顶已经开了“天窗”，电线也被人偷走了。经过修整后，此处便成了学校的首个校址，开始了艰辛的创校之路。
第一届招了550多人，每个学生的学费是800元（包吃住学杂费）。开设的专业有法律、工艺美术、政治教育、服装、企业管理、园艺、中文。“这些专业都是根据当时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而设，非常受欢迎，”王碧惠说。1986年，宁夏固原的县长亲自监考，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出了110个学生送到民大学习法律、企业管理、中文，后来这些人都成了当地的骨干。也在这一年，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也派来了108人，学习工艺美术，市长为表示大力支持，资助2万元给民大。
就在建校初的十年内，民大一共搬了五次家，但这都还不是最难的。
1987年，市成人教育局不批准民办高校全国招生，只能招北京生源，理由是吃住、治安问题。而这一规定的直接结果是导致1988年民大陷入历史的低谷期，那一年上半年，民大仅仅剩下18个学生，而这些学生还是已毕业但要求继续读半年的法律系学生。
“那个时候压力确实很大，但坚信民办高校这条路是对的，这个信念自始至终支持着我，让我坚持了下来了。”王碧惠感慨地说。
1989年下半年，民大转租到中国政法大学主教学楼的整个一层楼。民大向政法大学提出请求，把民大的校牌放在政法大学的后门，政法大学拒绝；民大又提出挂在所租政法大学楼层的楼道，仍遭拒绝；最后提出挂在民大办公室门口，结果也一样，得到的答复是，民办高校挂校牌会和公办大学搅乱。最终，校牌放在了民大打字员的桌上，最后嫌其碍事，又放到门后，王碧惠戏称，“就让校牌自己到门后面去哭泣吧。”
1993年，国家教育部针对民办高校推出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是国家对尚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学生组织的学历认证考试。
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试点学校学生所学专业的公共课，由国家考试中心命题；专业基础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考试中心命题；专业课由学生所在学校命题。高教文凭考规定课程15门，三级命题比例约为3∶3∶3。此外，学校一般还根据不同专业自行增设5至10门实践和职业技能课程。
众多民办高校在这个政策下，成为了受益者，民大也是其中一个。就在这一年，民大一下子招了800多人，这时的民大原校区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又在其他地区租了校舍，作为分部。
后十年：遭遇挤压
随着文凭考试的出现，民大学生逐年开始增加，似乎民大的日子开始真的好起来了。1995年，民大进行了建校来的第五次校舍搬迁，将学校搬到了海淀区远大路一公司技校旧址，并签署了协议，协议中规定：如民大遇到不可抵御的原因需搬迁，可将民大所建的房舍折价还给民大。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办高校大发展的时期，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更是带动了第一股投资民办教育的热潮。
而民大在这股民办教育的热潮中，也发展迅速，学生不断增加。于是在原技校主楼两侧又加盖了新的教室，并修了食堂，加盖了厕所、浴室、篮球场等设施，可在1998年，该公司以改建为由，将其原技校校址收回，而没有给任何相关补偿给民大，最终民大和该公司对簿公堂，官司到现在还没结束。
无奈的民大又开始了寻找校址的过程，最终跟房山区窦店某部队基地租借了400多亩地，在上面建起了自己的教学楼、宿舍、图书馆等基础设施，并签署了50年不变的租赁合同，十年办学，五次搬迁的历史基本上告一段落。
1998年，国家教育部将部分民办高校正式纳入招生计划行列。1999年我国公办高校开始施行了大规模的扩招，而同一年，一些公办高校出现了独立学院（也称二级学院），民办高校之间的竞争开始加剧。在没有国家经济扶持、自力更生的情况下，生源问题就成为一些民办高校生存的命脉所在。
但民大由于校舍稳定，加上品牌，生源并未受到大的冲击，“扩招其实不是对民大形成冲击的主要原因，问题的关键是国家开设的独立学院以及所谓高职的建立。”王碧惠说。
2002年民大向市教委提出申请国家计划招生，市教委的要求是，民大必须在校名里加上“职业”二字，才予以批准，而民大认为，做为全国惟一一所叫民族大学的民办高校，坚持的是一种办学理念，最终民大没有同意改校名，也没能申请到国家计划招生的权利。
2004年，民大再次向市教委提出申请国家计划招生的权利，这次民大在校名里加上了“职业”二字，但再次受阻，原因是教育部颁布的《高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暂行）》中有一条规定，校园占地面积一般应在150亩左右，而民大的校舍是租的，拿不出土地证。
2004年对于民办高校，又是不平常的一年，当年6月28日，教育部发布从2005年开始执行的《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当年影响到不少民办高校的招生。但2004年，民大坐上了学历文凭考试的末班车，学校仍招了1500多人，该年民大人数达到了近5000人，达到了建校来最多的学生数。
现状：矛盾丛生
现在的民大，已告别往日的寒怆，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整个校园环境幽雅，学生数也基本上有所稳定，然而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如果说民办大学在前十年，是为自身的发展而努力，为改变艰苦的办学条件而努力，那么后十年，尤其进入本世纪以来，却面临着公办高校、国家教育体制的挤压。
我国民办高校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产权界定不周全、产权模糊和产权配置不当等造成的权利与义务的缺失、不清楚和不对称等问题非常突出。产权不明晰成为困扰民办高校发展的制度瓶颈。
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及2004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民办学校产权法律关系主体即投资人、举办者的产权主体地位与权能所包括的所有权、交易权、收益权等权利与义务的内容恰恰缺乏明确的规定。
民大现在也遭遇着产权不明晰的尴尬。按现在国家的规定，民大的财产归学校集体所有，理由是王碧惠借的6万块钱，是通过学校的运营来还清，财产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然而正是由于不明晰的产权，导致民大在同外界合作办学过程中，容易引起纠纷。
国家规定主办者、投资者、创业者、办学者应为不同的单位或个人，而实际上，王碧惠在民大办学的过程中，是充当了一个四者合一的角色，但按国家规定却是不允许的。
民办高校另一尴尬境地，就是董事会名存实亡，国家规定民办高校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问题是既然设董事会，却不实行股份制。而这一问题对于王碧惠来说，自己艰辛办学二十多年，但最后却没有属于自己的股份。王碧惠说，今后自己走了，想把自己的股份捐出来，但民大股份又没有明确归属，自己想捐也捐不了。
今年是国家取消学历文凭考试的第一年，在广大家长学生要求颁发国家文凭的情况下民大决定挂靠一个公办高校，经过努力寻求，现挂靠在某重点大学，但该大学要每年向每个学生收取高额的费用，文凭由该大学发成教本专科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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