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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日报》：我们注意到，深圳新一届政府有意要打“特区”牌，如何理解此次研讨会所提出的“新特区、新使命”的具体内涵？
乐正：之所以产生特区“特”与“不特”的争论，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所说的特区即特殊政策、特殊区位和特殊人群，这些因素今天都已被大大弱化。特区内部的创新动力受到怀疑，同时，中央目前也没将改革创新的重心放在深圳。
其实，深圳需要改革创新的地方太多了，很多领域都还没有完成。以深圳的国企改革为例，改革任务并未完成，还在进一步探索的过程中。
深圳新一届政府的态度是，特区还应该继续特下去。并且表示今天的特区的特便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强调保留一种创新的激情，从自身寻求改革创新的源动力。
我认为应拓宽改革的视野，兼顾经济体制、文化体制、行政体制和社会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虽然社会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十分广泛，但目前应着重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扶持民间力量的发展。因为在政府转型过程中，很多政府职能需要转移到非政府组织中。社会的第三次分配也应该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来实现，形成企业、政府、社会的三次分配体系。在和谐社区的建设上，社区居委会的直选、业主委员会法定地位的确定等方面，深圳都可先行先试。在建设自主创新城市和建设现代文明城市方面先行先试。
在政府自身的改革上，应加强其公益性、公正性和公开性上的探索，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实现依法行政和民主决策，继续推进阳光工程的建设。
郑剑飞：特区之“特”，既包括特殊使命，又包括特殊政策。目前经济特区在投资、外经外贸上的税收优惠政策被拉平，所以会产生特区究竟特在哪里的疑问。其实税收优惠只是优惠政策的一部分，优惠政策又只是特区政策的一部分，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的特区政策。
特区的体制优势需要有政策优势作为保障，而政策优势需要由特区、综合改革试验区先提出来，再转化为体制优势。发达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新加坡就是先有自由港政策，人口、资金、货物(枪支弹药毒品除外)可以自由流通，才最终发展成自由港的。
“特区政策”本身还需要研究，除5个特区、浦东综合改革试验区外，各地开发区、高新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都在享受经济特区的部分优惠政策，这些区域能否都纳入到特区概念中来研究，值得关注。
郭万达：李鸿忠书记提出“以特区之为，立特区之位”，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关键要看在哪些方面有创新，创新有无全国意义。比如在开放的问题上，我认为全国还要试验，因为WTO带来了一些突出问题：贸易摩擦和冲突，投资结构问题等，如果深圳在这些方面有所创新，对全国来说有借鉴意义。另外在解决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如城市化问题、流动人口的管理、劳务工保障、劳资冲突等，全国各城市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深圳如能有所突破，对全国的意义也很大。我的看法是，在开放上要提创新，在改革上也要提创新，在政府的改革上也可以创新，关键是看真干还是假干，真改还是假改，对利益集团能否有突破，这些方面很重要。
迟福林：我认为“特区”这块牌子还需要继续保留下去。首先，在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乃至实现祖国统一和实行“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特区的存在仍然有着特殊的意义。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赋予了经济特区新的历史使命。其次，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特区本身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方面作出新的探索。第三，从国际上来看，一些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对中国的特区经验比较重视。俄罗斯、朝鲜、越南等国都在学习中国经验建立特区。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特区将更便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区应该在区域一体化、全球一体化中扮演特殊角色；在“一国两制”和实现祖国统一中扮演特殊角色；在加快市场化体制改革中扮演特殊角色；在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中扮演特殊角色。因此，“新时期、新特区、新使命”的提法似乎更为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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