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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开始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修改主要涉及两项内容：将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俗称“起征点”）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要求高收入者自行申报。
“本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还只是小规模的修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告诉记者，这次只调整个税扣除额、允许高收入者自行申报，远远不能满足形势的需求，也
没有弥补现行个税法的缺陷。他认为，除了这些调整，《个人所得税法》还有大量需要完善的地方。
8月20日，长期从事税法研究的刘剑文教授约见本报记者，表达了上述观点。据了解，《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审议前夕，有关部门曾向他征求过意见。
“尽管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已基本与国际接轨，但应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国际惯例尚有一定的距离。”刘剑文希望通过媒体加强交流，促进中国的税收法制建设。“我首先想澄清一个概念。”刘剑文表示，现在媒体把800元到1500元的调整叫做起征点提高，是不合适的。他说，个人只要有收入就得纳税，但需要扣除一定的额度后才能纳税，所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扣除额调整。
“草案将扣除额提高到1500元，我认为比较适中。”刘剑文说，这样的调整可以减轻工薪阶层的税负，让他们把收益的一部分进行投资。同时，对减少贫富差距也有积极作用。
为什么只是小规模调整
刘剑文强调，此次只是小规模调整。没有涉及个人所得税的模式调整，包括税率、减免税的调整等。
为什么这次只是小规模调整？刘剑文解释，税收是敏感的问题。税法的修改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体富也表示，修改的幅度小些，逐渐改革，更容易成功。
专家们普遍认为，小改决定于中国特有国情下的渐进性的策略选择。事实上，包括征管水平在内的多种因素，都决定了中国个税改革不可避免的渐进性特征。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桓教授称，今后还会逐渐推出个税改革，推出顺序则本着“先解决对百姓影响最大的问题，再解决百姓呼声最高的问题，然后解决最容易操作的问题，其次是解决改革震荡最小的问题”的原则。
专家们的观点与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说法相吻合。金人庆今天表示，个人所得税改革目标是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进一步扩大税基，合理调整税率，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但在全面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先行解决这部法律中社会反响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
《个税法》4大缺陷拖后腿
刘剑文认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有许多其他弊端在此次修改中并没有涉及。
刘剑文称，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4大缺陷———分类所得制模式不适宜、生产率设计与结构失衡、税收待遇不公平，费用扣除不合理、征管手段较落后，使得该法与国际惯例尚有一定距离。
征收模式是个税改革中的首要问题。目前国际上存在着三种主要征收模式———分类征收、综合征收、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据介绍，分类征收的好处是既可控制税源，又可节省稽征费用，但不能较好地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综合所得税制体现纳税人的实际负担水平，符合支付能力原则和量能征税的原则，但其弊端是征税繁琐，易造成偷漏税机会。
我国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模式，主要分为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等11项，对工资薪金采用9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他所得主要采用比例税率。
“这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那时我国个人收入普遍较低，税务机关的征管手段比较落后。”刘剑文说。但分类征收所造成的纳税人实际税负不公平的问题日益显现。由于缺乏对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有效的监管手段，一些高收入者可以利用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等办法合理避税；而收入来源固定的工薪阶层易于管理，反而越来越明显地成为纳税的主力军。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占个人所得税总额的70％以上，在某些地区甚至超过了80％。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财政研究室副主任杨之刚教授说，中国出现贫富悬殊状况，有众多的体制因素，现行个人所得税制设计上的缺陷也是原因之一。
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大方向———实现从分类征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转变。但这次《个人所得税法》草案中没有提及。有专家分析，征收模式的转变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税收待遇不公平，费用扣除不合理，也是《个人所得税法》一个较大的缺陷。刘剑文介绍，《个人所得税法》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工薪所得与劳务报酬所得同为勤劳所得，却实行差别待遇；二是对工资等勤劳所得采用5％至45％的超额累进税率，而利息、股息、红利、财产租赁、财产转让所得等非勤劳所得采用了20％的比例税率，这不但会影响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而且会导致税负不公平；三是对同为非勤劳所得的股息、红利要缴税，而国债和金融债券利息却要免税。
高收入自行申报能否实现
今天审议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要求个人所得超过一定数额标准的高收入者自行申报。但征管水平的制约，令人担心该项要求能否顺利实现。
刘剑文此前撰文指出，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加之银行现金管理控制不严，流通中大量的收付以现金形式实现，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义务。
还有媒体报道称，目前我国高收入阶层之所以对社会的税收贡献很小，主要是由于他们有较多的逃避税手段。以私营企业主为例，他们一方面可以将个人生活费用打入企业费用，以减少盈利，少交税；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企业的分红，甚至干脆不分红，这样就无从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些方法不过是高收入阶层避税的普通手段，但征管部门对此却毫无办法。
业内人士称，尽管《税收征管法》规定，对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可以进行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该项条款能否落实，不容乐观。更重要的是对高收入者如何界定还有争议。刘剑文说，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的高收入者标准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今年达到了高收入者标准，明年就不是了。这些人是否需要自行申报，也是将来《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应该考虑的。此外，一些高收入者的收入是别人支付给他的，可以加强代扣代缴人的责任。
“应该建立一个纳税档案，对高收入者进行定期监督。”刘剑文说，这样，高收入者的收益情况如何，税务机关才能心里有数。但这需要银行、工商等部门配合。
刘剑文还建议，把纳税人的信用划分等级，信誉好的划为一级，纳税意识差的划到较差的等级，由税务机关进行监督并对外公布。“这种做法对有偷税漏税行为的人有较大的震慑”。
本报北京8月23日电
作者：本报记者 刘世昕 郭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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