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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茜 发自北京
“投资-生产-出口-投资”，这是中国经济近年所走出的运行轨迹，它拉动中国经济以9%以上的速度快速发展。但这种“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因为一旦出口出现“变数”，产能过剩就不可避免。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向记者透露，由“投资出口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已成为“十一五”计划期间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首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祝宝良。
《第一财经日报》：外界传闻这一次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将从800元提高到1200元，您对此持何看法？
祝宝良：还是偏低了。800元的起征标准是1980年定的(800元是当时人均工资水平的20倍)，现在物价水平和收入水平都已经有了很大提高，1200元还是偏低。
《第一财经日报》：在您看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于拉动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有何作用？
祝宝良：目前看来是最有效的(措施)。老百姓消费不是看一时的收入，而是看持续的、预期的收入。如果我突然得到一笔收入，我也不会消费，而是把它储蓄起来。在可支配收入一样的情况下，起征点提高，居民的名义收入不变，但实际的可支配收入提高了，政府的税可能少一点，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也会拉动经济的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当前，中国经济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驱动型转变是不是已经很迫切了？
祝宝良：“十五”期间中国经济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但去年下半年以来，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消费增长在6%到7%左右，但投资都是在20%以上，相差很远。另外1~7月，我们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这么大的贸易失衡，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很大。
这说明社会财富都变成投资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模式是“投资-生产-出口-投资”，如果出口再出问题的话，就会面临过剩。
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出口和投资驱动性的经济。但一个健康的经济应该是投资与消费双驱动，特别是消费需求驱动更好些。没有最终的消费，投下去这么多钱，形成那么大生产力都是过剩的，肯定是出问题的，短期内没有问题，长期延续下去肯定是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祝宝良：这就是我们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近年来企业利润增长很快，前几年甚至高达40%，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19%(仅限工业企业)，但居民收入增长最快也不过9.5%。这说明分配给资产所有者、经理层的收入还是很大的。
《第一财经日报》：您的意思是说分配给劳动者和资产所有者、经理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
祝宝良：决定收入分配的有三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利润。在我国，由于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价格完全处于买方市场，因此很难通过市场自身的调节来提高价格；其次是资本，利率由国家控制，已经很低了；最后是利润，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和居民收入而言，分配给企业的利润过高。因此，应该将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对企业利润进行重新分割。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能不能采取直接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做法？
祝宝良：这主要分为两大块，即体制内和体制外。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公务员，政府是可以采取直接提高工资的做法，每年提高一点。
但体制外的政府是没有办法的，只能靠市场来解决，但政府也不应该放任。例如沿海打工者的工资十年没涨，现虽说是市场经济，但在买方市场、老板说了算的情况下，政府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例如要求企业给劳动者上社会保险，改善劳动条件，规定劳动时间，一旦超出规定的工作时间就必须按几倍的价格计算加班工资……这些都是间接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措施。
另外，提高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也可以带动体制外工资的增长，政府得有一个引导。
《第一财经日报》：除了上述措施外，政府还能做什么？
祝宝良：从税制方面入手，这也是政府可以做的。首先就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其次是能否把现在的按个人征税改为按家庭人均收入来征税。有些是一家三口都在工作，其征税标准是一样的；但一家三口有两个人都失业了，如果按家庭平均收入来纳税，政府可能不应该向其征税标准反而应该把税返给人家，但我们目前是把人家的税征走了。按家庭纳税也是和国际接轨的做法，这样我们的中产阶层也就能扩大起来了。
此外政府还能做的就是完善消费环境，打击假冒伪劣等。像广东被记者调查出“口水油”，大家都不敢在外面吃饭了，第三产业也就发展不起来了。所以政府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完善消费环境。
《第一财经日报》：但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祝宝良：消费拉动不像投资那样立竿见影，但是，虽然中国经济还能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维持一下，但肯定不是长久之计。目前政府能够做的就是解决体制外的这部分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中国仍然还是摆脱不了“高投资、低消费”现状。
《第一财经日报》：在您看来，收入与经济的理想状态该是怎样的？
祝宝良：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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