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抉择：寻找新路径

　　——陈清泰、周大地、曹晓晞三人谈

　　《财经》主持人语

　　2005年8月1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每桶67美元的关口，创下了23年来的最高记录。而就在四天内，美国总统布什刚刚签署了2005年《能源法案》，希望 通过开发可再生及清洁能源，舒缓长期的能源安全焦虑。

　　但是迄今为止，60美元/桶的高油价“幽灵”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越燃越烈。

　　作为全球第三大进口国以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石油对于中国而言，自然绝非简单的单一能源产品问题。它已经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甚至影响到它直面世界的姿态。

　　6月下旬以来，围绕着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演绎的种种风波，最终以中海油退出而结局。但这一绵延经月的事件，更把石油问题的复杂性暴露得一览无余。

　　当然，石油问题远非中国能源沉疴的全部。时至今日，全国大范围的电力供应紧张乃至短缺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连以前的必保之地、“首善之区”北京市，今夏也未能幸免。进入8月以来，成品油供应紧张再次席卷珠三角地区，广东省首当其冲。

　　究竟是两大石油公司借以要挟政策，或是扭曲定价机制下的成品油“逆向走私”加剧了这种短缺，目前仍存争议。但有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即必须加快改革现有远未健全的石油市场机制。

　　6月2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担任组长，办公室主任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主任马凯担纲。这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但显然，这并不是句号。

　　正在这样的背景下，《财经》杂志近日邀请了三位业内专家，就中国能源问题，尤其是石油问题分享各自的见解。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曹晓晞。

　　对于仍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能源问题或许仍将继续展现其更多的侧面。这些不确定性势必将影响最终结果，但并不会削弱我们探求的努力和勇气。

　　不仅仅是供应的问题

　　《财经》：早在2003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联合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对到2020年的中国长期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看，是不是能源需求的增长比预测的更加严峻？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长期策略来应对？

　　陈清泰：这两年能源需求增长过快。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能源消耗翻一番，GDP翻两番。但最近几年，能源消耗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我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当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国处于工业化的这一阶段，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的确较高。但是，像去年GDP增长9.5%，石油消耗增长19.7%、电力消耗增长15%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对于日益趋紧的能源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解决供应的问题，还必须研究需求和需求结构——为什么这个阶段能源需求增长会这么快？这种势头会不会再延续？如果延续，会到什么时间？中国的承受能力到底如何？之所以形成当前的局面，跟中国的增长方式和结构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消耗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又比较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综合能源效率比国际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我国高耗能产业比重高，而且从单项指标来讲，我们的发电能耗、吨钢的能耗等等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得很远。

　　这几年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而重化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对这种舆论，吴敬琏先生有过针对性的批评。他指出，把一种已经被实践否定的过时的增长理论当成发展经济学的普遍真理，并用以预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现在，许多地方政府把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简单化为本地工业的重型化，大搞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像河北一个省的钢铁生产能力至少有6000万吨，显然，本地的能耗、资源以及环境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了。如果按照重型工业化的方向搞下去，能源消耗必然直线上升。

　　另一方面，我们涉及节能的政策执行得非常差，目前仍然是喊得比较多而实际采取措施非常有限。以建筑业为例，有研究表明，能源消耗增量的部分中，建筑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每年在建的建筑面积大约为20亿平方米，每年完工的建筑面积是18亿到20亿平方米，而其中真正符合国家节能标准的——更不用说国际先进水平——不足5%。我们现在仍然在建造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高耗能的建筑。

　　我现在感觉到焦急的是，虽然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很多政策调整迟迟没有到位。

　　周大地：这两年中国能源消耗增长的确过快，这和现在经济的外延性扩张趋势有关系。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吸纳了很多制度性动力，体制变化的效益很明显，但现在的增长来自机制变化的不太多。

　　目前各地都想在短期内加快经济增长，但真正要搞高科技、服务性行业等需要更多的准备，包括教育、科技、人的能力以及市场进一步成熟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在算，什么项目能把GDP快速搞上来、哪些工业是可以铺摊子的、哪些工业好像是没有市场风险的，等等。

　　于是，靠资源、原材料的投资拉动经济，就成了各地的一个明显的选择，所以说，“重工业化”不是说中国经济真到了这个阶段，而是实际上就靠这个过程来拉动产业扩张，形成了重化加速的进程。这些高能耗行业比其他行业多消耗的能源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成倍！几年积累下来，就造成了一个长期以来我们没见过的现象——表面上经济增长仅仅是相对比较高的速度，通货膨胀也并不严重，但是能源的消耗却增加很多。

　　实际上，当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度为14%、15%的时候，能耗增长只有7%到9%；现在则倒了过来，经济增长7%到9%，而能耗增长14%、15%。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确还未从外延式走到内涵式，走到靠技术进步、靠质量提高的道路上来。

　　这两年，中国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服务业本来就薄弱，所占比重反而在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已经很高的沿海省份提出要加强重化，而在工业比重相对较低的不发达地区，更是要借助于工业拉动经济。这种GDP比拼依靠的是高能耗产业，是以土地、矿产资源、能源以及整个环境为代价的。

　　《财经》：最近国家能源领导小组的成立，对于中国的长期能源战略而言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应该如何来看重新组建能源部的呼吁？

　　周大地：(成立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路的整理、战略的开拓会有很大的加强。发改委主任马凯担任小组办公室主任，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富才和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担任副主任。它正在组建一个精干的班子，来讨论重大的能源发展问题。

　　曹晓晞：能源领导小组的成立会产生哪些具体的重大影响，目前还不好估计。但在国家高层的关注下，肯定将更有利于一些问题的解决和能源战略的顺利实施。但是否重新成立能源部，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目前规范企业运行的机制还不成熟，政府部门也还没有真正学会如何遵循政企分开的原则。如果成立一个跨几个行业、管理面很宽的能源部，恐怕会出现“管不了，管不好”的局面，难以很好地履行其宏观管理和行业协调的职责。

　　陈清泰：能源除有供应、消费问题，其结构问题对未来的环境和发展影响会非常之大。目前中国的一次性能源需求中，煤炭占了将近70%的比重，这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未来能源结构到底如何，应该有一个战略性的机构来统筹考虑。

　　在本届政府机构改革的时候，有人就提出重新组建能源部。但是几经犹豫，最后还是没有考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曾于1988年成立过能源部，但在1992年机构改革的时候被撤消。现在距离被撤消的时间并不太长，就暂时没有考虑。

　　石油安全老路不通

　　《财经》：如何看待中国石油消费的增长对于世界石油市场的影响？国际上普遍的观点是，正是由于中国需求的增长，导致了高油价时代的到来。

　　周大地：目前国际油价很高，应该是市场失效的结果。市场在什么条件下失效？一个是垄断，一个是非市场干预。

　　需求比较旺盛，供给能力相对偏紧的因素不能说没有。比如中东，过去分析它有每天几百万桶甚至曾经有1000万桶以上的剩余生产能力，现在只有150万到200万桶了。实际上，剩余能力很多是受政治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影响的。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还有苏丹等产油国，都是一些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

　　另外，欧佩克是一个垄断性的卡特尔组织，希望通过控制石油供给来控制市场定价，这不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状况。

　　陈清泰：现在国际油价从每桶25美元上涨到60美元，不可能是因为来自中国的需求增长过快造成的。短期的因素可能有投机基金炒作。因为从石油供求关系上看，没有什么非正常的异变；中国的石油需求增长幅度，都还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当然也有美元贬值的问题，(油价)从欧元的角度感觉就不一样。

　　曹晓晞：虽然主流理论都认为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但导致目前高油价的原因，主要还是几点，包括全球石油需求超出预期，导致供需关系相对紧张；地区紧张局势的加剧，更加重了对石油供应的担忧。此外，投机炒作和美元贬值也都是重要因素。在几个因素的影响下，目前的油价已经偏离了一般均衡增长的轨道，出现了非理性上涨。

　　埃克森美孚等四家美国石油公司研究认为，过去20年间一共出现过五次油价大幅攀升，而随后油价平均跌幅高达54%，这次也不会例外。但更多的研究认为，种种政治不安定因素，以及由于供需关系紧张和石油资源开发投资不足，提高了“供应安全”贴水和“石油短缺”贴水。除非需求暴跌，否则世界石油供应在今后若干年内几乎肯定处于紧张状态，重新回到“廉价石油”时代的前景并不乐观。

　　《财经》：中国几家大的国家石油公司向海外扩展的模式，从现在的政治经济形势而言，是不是空间就比较有限了？

　　曹晓晞：空间肯定是有限的。像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这样的机会，多少年才碰上一回，不是经常发生的，而且头一次就遇到这么大的阻力。这种机遇其实非常难得。假如收购成功的话，会使中海油的资源储量、市场占有率有很大的提高。因为如果光靠在海外搞风险勘探，进展会非常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相当困难。

　　虽然中海油的规模不算太大，但与世界上的独立石油公司相比，还是数得着的，当然这跟它的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程度有关，它的上游业务还是不错的。

　　陈清泰：像冰箱、制鞋、服装厂这些企业，中国人在海外可能买走就买走了；但是像石油，在美国人看来还是属于“富人俱乐部”的。总之，他们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抵制，很难接受。

　　《财经》：中国的石油企业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走向国外的。截止到目前，在拉丁美洲、中亚和北非等地，都已经有了一些油气的收购、开采和勘探。但无论是中石化、中石油以及中海油，他们的海外战略在俄罗斯以及里海地区等，也都遇到一些挫折。从长期来看，中国的石油公司是否还有机会成长为英国石油、埃克森美孚，或者像壳牌这样全球性的石油巨头？

　　曹晓晞：从中石化自身来看，2020年的发展远景是争取成为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跨国性公司。如果问“能不能做得到”，我们认为有希望，但难度非常大。

　　要成为相当规模的跨国公司，必须有相当规模的海外业务才行。但是现在从上游来说，海外能够让中国石油公司们着手的地方已经不多了。已知的资源丰度高的区域都已经被占领了；边边角角的，就算进去了，分量也还是不够。从上游来说，如果没有较大规模的购并，照目前的速度发展，到2020年实现目标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现在的想法是，在炼油和化工方面能不能进到中东一些资源国去，那些国家也表示欢迎中国人投资。如果在下游加工领域再开拓，国际化的进度可能会稍微快一点。但是这个事情也刚刚起步，我们自己也缺乏经验。

　　另外，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时候，收购周边一些国家的石化企业应该是一个大好时机。但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动作，现在看令人遗憾。

　　从技术方面说，目前全球重要的石化核心专利技术基本都在外国公司手里，中国手中的核心专利不多。在科技上要走跨越式的道路，不走一般的追赶式的道路，做起来困难非常大。

　　最大的问题还是机制体制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彻底解决，我们的科技人员的潜力不能完全发挥，这个差距积累起来就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

　　周大地：从炼油能力、原油产量看，中石化、中石油都算是大公司，从生产能力去看单项的指标相当高。但在综合经营上——从上游到下游，从技术到管理——我们不如人家。中国石油公司们在资本经营上能力非常弱，到现在为止还是以“生产第一”的。中国的石油企业怎样从一个专业性的操作公司变成一个以金融资本进入石油市场的投资公司，这个非常关键。

　　《财经》：几位专家对中国的石油安全战略问题有什么建议？

　　周大地：石油安全是中国构建全球和平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即使到外边去开发，也要真诚地去帮助别人。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之后，首先可以增加世界的石油供应量。中国既然是个大买主，就应该去增加石油供应量。此外，如果只当买家，在石油风险中肯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现在谈到所谓安全，首先是经济安全，也就是不要让油价波动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其次才是战争情况下的安全。石油战略储备只有在军事力量极强的情况下才能对战争有用。在均势的状况下，储备一点用都没有。美国的整个能源安全框架，既注重石油安全，也注重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

　　陈清泰：石油安全一般指在可以接受的价格区间内保障需求的问题，供应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中断的问题，但这是很罕见的。

　　对中国石油公司们来说，最为现实的优势就是中国有巨大的进口量，可以此为杠杆在上游方面分享一部分利益，以市场换资源。中国现在是一个很大的石油市场，与卖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石油政治，应该采用双赢策略。

　　走向有限开放

　　《财经》：根据加入WTO的协议，在去年12月11日，中国已经对外资开放了成品油零售市场，明年12月11日还将进一步开放成品油批发业务。这对中国的石油安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周大地：中国人往往认为“全部自己包办”就是最安全的，实际上不是。允许外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石油产品，就在上下游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害关系。这对中国是有利的。

　　《财经》：今年以来，国务院也出台了规定，鼓励包括石油行业在内的战略性行业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公有资本开放。如何看待这一开放的前景？

　　周大地：提高中国石油产量和石油产品的质量，使终端消费者得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这是开放的目的。三大国有石油公司仍有“船大不调头”的问题，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企业要高效很难。陕北油田放给民间来做，其结果是把产量从每年十几万吨提高到了每年700万吨，这是个好事。

　　但是，石油行业的门槛是非常高的，一口井往往就要投资一两千万元。目前的重点尤其在上游，应该放在三大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已有的大能源集团之间的互相渗透方面。

　　陈清泰：石油确实是一个投资规模很大、技术密集度很高的行业，从世界上看，它的主力军也不过是几大巨头而已。我想也不排斥民营经济进入，据我所知，国外也有一些中小公司甚至个体户在从事石油业务。整桩油矿开采之后一些边边角角的剩余，或者是一些特殊储量结构的矿，比如陕北的“鸡窝矿”之类，就可以由他们来发挥优势。

　　曹晓晞：从道理上讲，从上游到下游，民营企业都可以进来。但是从国际上来看，石油行业的寡头垄断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财经》：目前的成品油价格社会上非常关注，普通消费者抱怨很多，认为上涨幅度过大。但两大石油公司自己也觉得委屈，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清泰：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最开始是与新加坡市场油价保持一定的关系，到2001年调整到以三个国际市场的加权平均价格为基础定价。但2003年以后，国内油价又与国际油价脱钩了。政府脱钩的目的，似乎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率，但通货膨胀率是否应当用这种人为的办法来改变？通货膨胀本来也是社会资源供需关系平衡的一种结果，人为控制价格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与国际石油市场价格脱钩的另外一个结果，是现在国内炼油业务的大量亏损。今年上半年，中石化的炼油厂已经亏损了155亿元。

　　还有一个现象也需要反思，就是燃油税的问题。政府打算推出的燃油税调整实际是非常温和的，没有伤害消费者的利益，只是把从前的养路费通过“费改税”，转变为燃油税而已，原则上不增加总量负担。即便是这样，燃油税出台的全部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还是没能出台。说是“择机”出台，就是说在国际油价处于低位的时候出台，但事与愿违，国际油价一路飙升。早先曾经说过燃油税可能在油价位于每桶25美元以下出台，目前看很明显遥遥无期。

　　曹晓晞：从今年上半年形势看，由于国内汽柴油价格与进口原油价格倒挂，中国的两大石油石化集团不仅炼油业务出现了亏损，加上零售业务以后也整体上是亏损的，能盈利的就是油田和化工业务了。

　　政府调整成品油定价多年来一直非常谨慎。惟恐油价提高一点，对下游的生产厂家和消费者会造成过大的影响，这种慎重的态度一直保持到现在。结果中国成了世界上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

　　国内成品油的定价自2003年SARS风波之后实际上就与国际价格脱钩了，好像是进入了一种“非常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恐怕是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一种倒退。

　　周大地：燃油税要尽早出台，这个我赞成。政策性的调整应该在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现在为了怕通货膨胀就压住几个能管住的价格，这个做法恐怕是有问题的。

　　《财经》：鉴于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机制是滞后并且扭曲的，很多人提出“石油定价要逐步走向实时价格变动”。现在看来，一下子调到这样的位置是不是比较困难？

　　陈清泰：我认为比较现实的第一步还是和国际油价重新接轨，就像从前一样。

　　石油带有一定的公共品性质，牵涉面很广，包括对农业等比较弱势的产业都有影响。先把和国际油价的联系建立起来，给消费者一个比较正确的信号。信号正确了，市场自然会作出应有的反应。

　　另外，推出燃油税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缓解石油安全问题的重大举措；同时，增加一块资源税，这是很大一笔持续可以得到的而且不断增长的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减别的税来保持总赋税不变。这里面可能牵涉到对农民补贴的问题，最好采取直接补贴的办法，不要搞双重价格，双重价格已经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了。

　　周大地：这和现在的市场垄断状态还是有关的，自我定价等于是让它自我约束，实际上做不到。国际上的惯例是鼓励各大石油公司之间的竞争。大公司之间不应该有一个地域划分，那不是一个好的方向。竞争可以有不同方式。只有在市场有足够多的主体的情况下，通过市场的竞争有效地抑制垄断性暴利价格，政府才能真正不去管这个价格，否则还是要控制暴利性价格，以保护消费者利益。

　　中国怎么能做到既要竞争又要保护国有大石油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本文刊于8月22日出版的《财经》200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