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差井喷与高贸易依存度之辩

　　本报评论员 王梓 主持 实习记者 李 巍 北京报道

　　8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659亿美元，其中出口4079.4亿美元，同比增长32%；进口3579.6亿美元，同比增长13.8%。由此，今年前7个月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达到499.8亿美元，远远超出了去年全年319.8亿美元的顺差总额。而这种顺差大幅增长的趋势仍将上升，据保守估计，今年我国全年贸易顺差将达到700亿美元。

　　然而，连续十几年的贸易顺差，使我们对“井喷”并没有多少兴奋，更多的是忧虑：除了常态的贸易摩擦，顺差也反映了我国内需乏力。中美就纺织品问题的第三轮磋商无果而终也印证了“顺差”问题，远没那么简单。

　　今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由以往的逆差变成了顺差，成为净出口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一般贸易的净出口则与国内经济的周期变化密切相关，当国内需求不振时，一般贸易品进口增长速度一定减少，出口增长速度则很可能增加。

　　在中国经济增长轨迹发生转折的年份，几乎无例外地都出现了净出口增长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现象。作为衡量一国对外开发程度的重要指标，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正在逐年攀高：2002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51%，2003年为60%，2004年超过70%，2005年以来，这个数字继续向上。这种史无前例的状况令人担忧，高度贸易依存是否意味着高度经济风险？各方对此争论不一。

　　持“风险论”者，如余永定认为，即便在号称严重依赖外需的日本，这一比例不超过25%，号称世界上最开放的美国，也就在20%左右，外贸依存度高，使得中国经济非常容易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因此，中国必须警惕贸易依存度过高，大力增加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同时解决对外对内两方面难题；持“机遇论”者，如王建认为，史无前例的贸易依存度来自史无前例的国际贸易环境，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客观条件，这是上帝赐予中国的历史机遇，我国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

　　为了厘清问题，8月16日，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外资所所长张燕生、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卫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论坛第55期，就贸易顺差和贸易依存度问题深入探讨。

　　1.贸易顺差“井喷”动力分析

　　《21世纪》：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贸易顺差呈现“井喷式”增长，七月份顺差更是高达104亿美元。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对外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外资所所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差额经过了不同阶段的变化：1978-1989年期间有10年是贸易逆差，只有1982和1983年是顺差。1990-2004年的15年中，共有14年的贸易顺差。

　　由于1994年实施了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1994-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1187亿美元。1998年贸易顺差达到最高水平的435亿美元，此后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减速及全球经济衰退等原因，贸易顺差大致在225亿-300亿美元之间变动，2004年接近320亿美元。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从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来看，1979-1994年的整个一段时期中，尽管在一些年份(1979-1980，1984-1989，1993)存在贸易赤字，但总体而言，中国贸易余额基本持平。从1994年之后，中国的总出口连续11年远大于总进口。正是在这些年中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余额。从1994年开始，中国在经常账户上连续11年出现盈余，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每年都出现相当大的盈余数额。

　　《21世纪》：导致我国近年形成贸易顺差格局的主要原因何在？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根本原因在于世界产业结构的转移。产品的生产周期就像传接力棒一样，以前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是主要的贸易顺差国，现在随着产业结构的转移，全世界的制造加工产业传到了中国。整个东亚实际上都是在向中国提供中间产品，中国再向欧美出口，因此就出现了中国对欧美的极大的贸易顺差。归根到底是中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据我个人判断，随着我国加工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比如今年上半年就占总贸易的57%，由于加工贸易所带来的巨额顺差是少不了的。而且，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将是长期的。

　　贸易结构是随着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变化的，但这个情况又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产业结构会根据经济规律在全球进行重新布局，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

　　张燕生：长期原因还有两个方面。第一，1994年人民币汇率的并轨改革，是人民币从5.8的官价向8.7的外汇市场调剂价的大幅贬值，后来由于先是通胀后是通缩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多种原因，使人民币始终没有调整到位。因此，从那以后，中国的贸易项下再也没有出现过贸易逆差，说明此次贬值产生了很大的出口激励，使贸易差额从整体逆差转为顺差，同时也可以解释1994-1997年外汇储备能够以年均300亿美元速度上升。

　　第二，我国采取的包括出口退税在内的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是一些技术门槛低、产能大而出现全球性过剩、竞争过于激烈的产业，因此，出现出口购买力的持续恶化，出口数量越多，出口价格越低，这是最近几年一直持续出现的问题。

　　何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高储蓄的结果是一国必须通过实物输出(出口)或资本输出(对外投资)的方式将自己剩余的资源借给别人用。对于像中国这样处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来说，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是较为奇特的。一般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应该是贸易逆差。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反映出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在不平衡。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体系，教育医疗等服务价格不断增长，转型时期失业问题突出，加之金融体系不发达，家庭和企业被迫过度储蓄，因此中国的经常账户必然表现为顺差。同时，顺差的扩大也反映出政府鼓励出口的政策，比如中国一直努力保持稳定的汇率、提供贸易信贷、实行出口退税等。鼓励外资的政策也刺激了出口，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

　　《21世纪》：具体到今年上半年，顺差出现“井喷”的原因是什么？

　　张燕生：今年1-7月份增加的500亿的顺差，短期的原因在于今年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减少了国内需求，导致进口增幅下降；而全球经济却增长强劲，导致出口增加。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的外商投资一直处于高速增长，因此累计起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的出口，这导致了出口增长强劲。今年和去年最大不同就是进口速度下降，所以，我觉得宏观调控是导致今年上半年的顺差的主要原因。

　　黄卫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2005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造成我国的纺织品贸易出现“井喷”式增长。比如，棉纺织品出口欧盟增加百分之几百，有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都增加百分之几千。

　　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这里涉及到一个统计方式的问题。去年根据我国海关统计的数字，贸易顺差是350亿，但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贸易顺差不是350亿而是500多亿。国际收支平衡表是外汇部门公布的。根据货物进出口所记录的贸易顺差跟国际收支平衡表上所统计的货物贸易顺差有很大的差距。在今年，这两种统计方式表现的贸易顺差都在扩大。

　　贸易顺差增长在于我们出口过快，而进口增长没有出口增长的快。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长30%，进口增长只有14%。如张燕生的分析，进口增速回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需求的下降，由于宏观调控导致一些建设项目中途下马，固定资产投资中途也降到了25%，导致整个社会需求下降，从而也影响到对国外原材料、能源和机械设备等需求的下降。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观点，所谓“井喷”现象的原因，还得看今年国内经济的特点。从国际环境来看，应该说跟去年差不太多，外需没有太大变化。从内需来看，如果把贸易顺差归结为国内供给剩余，即今年需求水平下降，那么，国内增长的产品就往外走，这个分析应该说部分正确。但是我的观点是，国内需求水平没有回落，因为如果需求水平下降了，经济增长率一定会下滑。国内需求不足不等于需求下降，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供给比需求增长更快，导致了在国内大量产品没有出路而向外走，这才是合理的解释。

　　供给增长率高的原因在于前一阶段的大量投资，到现在进入产出阶段，生产能力已经开始出现了释放，等到2007年，走到这一轮投资尽头的时候，会有更多产品投放市场，出现集中投放的势头，到那个时候生产压力会更大。

　　何帆：我同意张所长和王建老师的观点。出口大于进口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由热趋冷的征兆之一。由于国内需求减少，进口需求减少。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预期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有一些资金通过经常账户，比如通过高开或低开发票的途径流入中国，这有可能会高估中国的贸易顺差。

　　2.对外贸易趋势

　　《21世纪》：从各种因素分析来看，目前这种外贸高额顺差的趋势将会持续到今年下半年、明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那么从国际经济角度看，将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会呈现怎么样的趋势？

　　王建：1993年北美自由区成立以后，美国整合速度也非常快，它的内贸率在1993年到1999年提高得很快，但是1999年以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1992年是43%，1999年是46.5%，到2002年变成46%。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产品大量进入美国。

　　冷战结束以后，欧盟加快了整合步伐，欧元启动以后速度更快。欧盟内贸率提高到80%以后，现在也是碰到大难题了，欧盟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贸易有越来越大的逆差。所以，从大的趋势来看，欧盟的整合要走下坡路，美国要继续吃东亚的逆差，吃中国的逆差。

　　现在，只有东亚地区的整合非常快。在1992年的时候，东亚内贸率大概是43%；到2002年，差不多是53.8%；1992-1999年七年当中，内贸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1999-2002年，又提高了4个百分点。说明我们整合的速度是特别快的。

　　中国就利用自己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低廉的生产要素，来整合东亚地区的资源。然后，往美国出口，往欧洲出口，阻断了他们内部的整合。所以，在全球范围来看，我们其实把欧美的整个加工业都拿过来了，欧美制造业工人加起来大概是一亿多劳动力，我们有七亿劳动力，我国包揽世界加工贸易，一点问题没有。所以，当代的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幸福的过程，而对发达国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要持续相当长时间，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

　　《21世纪》：王建老师为未来中国描述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图景。那么，我国对外贸易未来的发展还面临哪些瓶颈？

　　张燕生：王建的这个大变局判断，我个人觉得都是对的，在这个大变局中间也会存在约束。第一个约束就是我们现在直接面对的能源和资源硬约束，我国能源消费系数，前二十年是0.5：GDP翻两番，能源增长翻一番。过去三年的能源消费系数有等于甚至有大于1的趋势。如果维系这样的高增长、高消耗模式，因为缺能源、缺资源，长期而言就会形成发展的硬约束；

　　第二，需要解决的就是市场的硬约束，我们到浙江调查发现，浙江企业产品的分工和专业化细分程度，不要说外国，珠三角和环渤海的企业家都望尘莫及，但别的国家显然不会让我们拿走全部市场的份额，因此涉外经济摩擦不断加剧，对具有巨大产能的中国企业，市场资源的硬约束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存空间；

　　第三个约束是技术的硬约束。我国在全球技术链条上处于低端，就只能永远跟穷兄弟去打，要想摆脱单靠产能和低价作为竞争主要手段的发展困境，就必须突破技术门槛，推进产业和技术的转型升级。这三个硬约束也决定了“亚洲制造”转化为“亚洲创造”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1世纪》：我国该如何突破这三个约束？

　　张燕生：对于能源和资源的硬约束，恐怕得走当年日本的节能发展模式，节约型社会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日本汽车取得全球影响力，就是因为有两次石油危机，显示了日本汽车的节能优势。

　　第二，市场资源的约束方面，要考虑新的全球市场战略。目前企业采取打价格战的方式只是一个初期战略，打下来不易，引发的贸易摩擦会失去市场，因此，要有差别化的竞争战略和互补型的结构战略，要在建立出口协调机制、进口协调机制以及竞争规范和战略联盟这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中国人自己要协同作战，要有大国全球战略的考虑。

　　第三个，技术的约束方面，我认为，新兴工业化战略要破题。新兴工业化战略就是新二元结构战略，一个就是成熟技术的传统产业和创新科技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之间的关系。这种动态比较优势在别的国家是纵向的，中国是截面的。因此，必须要在过技术门槛这一关，拉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要考虑让跨国公司之间展开竞争，迫使他们进行技术外溢和扩散。“十一五”和“十二五”两个五年计划战略，中国国际收支战略可以转为相对平衡或者是一顺一逆结构，用逆的钱建立起我国发展所需要的能源和资源战略储备、全球布局以及建立跨境运输体系。总之，解决硬约束没有捷径。

　　王建：现在的双顺差格局得改一改。我们需要把钱花出去，外汇储备维持在两三千亿就行了，应该把大量的外汇储备，投入到海外去收购资源。

　　节约型经济问题，应该是增量型节约，还没有到存量节约阶段。吴敬琏老师反对发展重工业化，我不太同意。因为现在中国的增长，是长骨骼、长肌肉的时候，没有能源和金属材料支撑怎么可能？重工业这条路一定要走过去，到产量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有可能进入存量节约阶段，所谓存量节约就是循环经济，把可再生资源回收充分利用起来。

　　现在是增量节约，把新生产出来的资源怎么更有效的利用。这个“新”字不仅对中国是新，对世界都得是新，用新的加工技术，新的加工工艺去做。我认为美国现在已经走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制造业正在衰退当中。技术的发展创造物质财富的时候，才有动力。在物质方面技术创新的任务落在中国人身上，一定会激发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解决这个问题。能源和资源限制逼着我们走一条和过去传统国家加工贸易完全不一样的新道路，这是最重要的。

　　3.高贸易依存度之忧

　　《21世纪》：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年年攀高，诸位怎么看目前我国超过70%的贸易依存度？贸易依存度的高度和速度会否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威胁？

　　裴长洪：究竟贸易依存度等不等于经济风险度？我认为不等于。很多学者既定的认识前提就是贸易依存度等于经济风险度，如果这样来看，世界上有些国家或地区像香港和新加坡的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100%了，那风险岂不是很大吗？

　　贸易依存度这个公式的分子和分母是不对称的，不完全可比。分子是一个交易额的概念，而分母是一个总产值的概念。社会分工带来不断地交换，交换价值是不断叠加的，重复计算的，而分母却是只计算生产的那一部分。为什么美国那么大的贸易额，它的依存度不高？因为它的分母大。社会分工越发达，那经济风险就越高。如果为了安全，那就不用交换了，所以这个说法至少不科学。依存度这个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究竟达到什么水平，作为一个参考指标，是可以用的。如果当作开放度的指标，那中国比日本、美国都高多了，那这不很荒谬吗？

　　黄卫平：从全球的角度讲，整个国际贸易结构是一个失衡状态，而最大的失衡就是美国的过度需求和中国的过度供给。如果两者还能找到平衡点，世界经济就能保持健康发展，如果这两头之中有一头出现问题，它的影响就不仅仅局限于中美。

　　裴长洪：实际上，我们在低端市场占有优势的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真正在美欧市场上替代其他国家的产品，也就十年左右的时间。根据经济成长规律，这种现象可能要持续更长的时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贸易摩擦。这也没什么太值得忧虑的，因为美国在从中国的大量进口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首先它获得了大量的消费者福利，购买这么廉价的物品，有什么不好啊？而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些美钞，我们拿这些美钞，再去购买美国国债，去弥补它的赤字。其实美国人心里很高兴，但美国政府不说这些，就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

　　第二，在美国存在两种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中美目前这种贸易关系下，一种是获得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种是遭受损害的利益集团。但得到好处的还是大多数。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像波音和花旗银行都是积极支持的。

　　黄卫平：中央现在一直在提出口市场多元化，实际上是想通过多元化，来减轻对美国的贸易依存。除了多元化之外，就是拉动内需。经济增长是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相同的GDP绝对是不同的经济内容。我们主要靠投资和外贸推动增长，这很危险，中国总得过渡到靠内需来刺激经济发展。什么时候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火车头，中国的对美贸易就不会是一种依赖关系了。

　　张燕生：我认为贸易依存度高低并不真正重要，因为影响因素包括人民币的贬值或升值；分子与分母的相对增长率；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制造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用产出法统计GDP，如服务业、农业和规模以下的工业存在低估；购买力平价；通缩等，很难以此进行判断，关键在于外贸依存度的上升速度。我国贸易依存度增长比较快的三个年份有1994年、2003年和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率分别超过GDP增长率为30.6、25.6、19.3，外贸依存度分别增长了11.1、11.2、10个百分点。按照2005年进出口增长率20%、GDP增长率9%、人民币汇率水平为8.08来预测，今年的外贸依存度将是75%。两年上升15个百分点。从历史上看，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在过去20年外贸依存度的波动约在10-12个百分点之间。而中国外贸依存度在一年内上升十个点。别人用一百年，一百五十年走的路，我国要用二十年，三十年完成，这是有风险的。

　　王建：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目前以及未来很长时间，世界的经济与贸易格局仍处在大变动、大调整时期，而调整的内容就是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产业转移，这样对中国的贸易结构来说就会形成两个趋势，或者说是两个同步上升，一个是贸易依存度上升，一个是加工贸易的比重上升，也会使中国的贸易增长与世界贸易增长不同步，比世界贸易增长的速度要快得多，因为这是产业和贸易存量的调整。

　　因为是存量的调整，不仅在世界经济景气的时候中国的出口增长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就是在不景气的时候，由于发达国家内部需求紧缩，使竞争加剧，反而会推动发达国家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步伐，所以在9·１1以后世界经济衰退，中国的出口却仍然能保持高增长。全球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现在在起步初期，还远远没有到头，中国贸易依存度肯定要上升，特殊时代造就了特殊的贸易依存度。

　　我认为“速度”问题并不是很值得忧虑，如果说发达国家内部“政治”关能过去，反对和中国发展贸易、向中国转移产业的势力不是特别的强，这个速度就是很快的。所以，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去年发达国家FDI流入量下降了6%，但是发展中国家是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几，去年流入到东亚发达国家FDI第一次超过流入到欧盟的。这个大变局会持续。

　　何帆：简单地计算进口和出口对GDP的比重反映不出来中国真实的对外开放程度。比较其他国家，有些国家贸易依存度高，有些较低，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贸易依存度高的国家比低的国家绩效更好或更不好，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较低，但是德国的很高。即使贸易依存度高，也不表明经济风险的增加。

　　另外，中国的出口大部分是制造品，制造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因此和那些依靠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相比，中国对外贸易的风险更小。

　　所以，我认为更科学的提问是：中国对外开放之后，外部的风险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制度建设对于减少外部风险的破坏性非常关键，外部冲击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中的外生变量。对于政策设计者而言，真正能够有所作为的是建立一套纾解内部冲突的机制。

　　4.应对国际贸易摩擦

　　《21世纪》：与贸易顺差和高度贸易依存相伴的是越发频繁的贸易摩擦，对此，我们如何看待？政府和企业应分别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规避贸易摩擦？

　　黄卫平：贸易摩擦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必然现象。如果要从根儿上解决贸易摩擦，就必须使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都到位，现在日本和美国的贸易摩擦比以前80年代少多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产业结构都调整到一个彼此都相互包容的境地。

　　具体到中国而言，政府层次上最应该做的就是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依靠内需来带动经济发展，这是坚定不移的一个方向。第二，政府要加强执法和规范市场工作，这比什么都重要。政府要尽可能防止企业进行恶性竞争，让市场有序。自由贸易是有序的自由贸易，不是无序的自由竞争。

　　从企业这个层次来讲，要转变思路，学会双赢。这个世界学会妥协的是强者。经济全球化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别人杀死了也就等于把自己杀死了。

　　《21世纪》：中国如何完成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之路的转换？

　　黄卫平：作为一个贸易强国，一定要站在世界贸易体系的核心位置，以高技术产品的贸易为基础，能够控制全球经济要素的流向，控制全球产出的流向，能够为全球贸易制定规则。

　　如果能够为世界制定游戏规则，就绝对是强国，现在日本都很难说是世界贸易强国，它能够为世界制定游戏规则吗？恐怕还不行。国际经贸的游戏规则偏向于谁，谁的贸易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那就是强国。中国离贸易强国还远着呢！要想走完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之路，就得首先学会如何跟人家相处。

　　《21世纪》：美国和欧盟对华进口设限，很多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经济考虑，对此，我们如何分析？

　　何帆：全球化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和全体的福祉，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迎合选民的选票。遗憾的是，选民和政客同样短视。美国经济尽管已经开始复苏，但是失业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来源是美国国内的居民储蓄太低，政府赤字过高，但是指责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远比调整美国国内政策更加轻松惬意。

　　总体来看，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的13%。这一比重并不高。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在1991年是22%，到2005年是23.3%，10多年来并无大的变化，那种认为中国出口带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在一些行业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已经占美国总进口的30%，40%甚至60%。根据美国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的分析师Richard Katz的计算，在美国

商务部统计的五位码的150种产品中，中国出口排名前10名的产品占其对美国出口的60%，前15名占71%。中国对美出口的前10名产品占美国进口的平均份额是43%，前15名的平均份额是42%，但是其他产品的平均份额只占8%。这结果显示出中国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这种集中的趋势还表现在出口额和出口产品的类别上，这种状况将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冲击中面临较大的风险。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过度集中，无形中可能损伤了美国相关行业的利益，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的利益，而中小企业家是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受损的企业集中在少数行业中意味着参与游说活动的企业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而从中国进口中得益的消费者人数众多却无法团结，于是主张保护主义的声音会更加响亮。

　　(见习记者戴志勇、马娟参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