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关条约到七七事变被扼杀的长三角工业化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8月20日 14:57 21世纪经济报道

　　特约撰稿周慧芹

　　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世界工业革命从英国扩展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同时，东亚岛国日本也成为亚洲的“例外”，进入了世界工业强国的行列。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是依靠在历次战争中掠夺中国、朝鲜及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以及日本采取超经济手段“战争”实现侵略型工业化的结果。

　　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心前任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

麦迪森认为，即使在英国等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GDP　仍占世界的32.4%，而整个欧洲的GDP仅占世界的26.6%。但是，当机器大工业进入中国后，中国经济则以难以置信的下降速度落后于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如果不了解20世纪前五十年(1895-1945年)日本侵华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就无法理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曲折。

　　“扼杀在摇篮之中”

　　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经济后进国家追赶发达的领先者时，领先的国家究竟应当如何作出反应？休谟指出，领先者将后来者“扼杀在摇篮之中”，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长三角地区在明清时期就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长期以来巨大的人口密度、官僚的长期高压统治和儒教文化的影响下，长三角的手工业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而且纵横交叉的河道把密集的市、镇、城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京杭大运河、长江和海洋与中国其他地区，甚至东南亚等国家构成了统一的市场体系和发达的劳动分工体系。另外，长三角与日本空间距离短，加上与日本交往的传统(唐朝鉴真成功东渡日本的始发地位于现在江苏张家港)，日本商人不仅对长三角较为了解，也引发部分日本人的不良企图，明朝时期的长三角地区就已经饱受倭寇骚扰之苦。

　　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的衰败外在表现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数次保卫战的失利。事实上，19世纪后期，日本在国力上不比中国强多少，但日本在

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中国轻敌，不了解敌情，而日本对中国则是常备不懈。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为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提供了所谓“成功”的先例。日本对中国经济大规模“绞杀”，始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署。《马关条约》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除了割地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日本从中国获取的巨大赔款，加快了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使中、日两国的经济差距急剧拉大。当时中国年财政收入为8890.9万两白银，而《马关条约》赔款为23150万两白银，赔款占年财政收入的260%。日本年财政收入为8000万日元，但从他国勒索各类款项达34725万日元，占其年财政收入的434%，这些赔款不仅有助于推进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也为日本继续军事扩张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是《马关条约》允许日本人在华开厂设矿，摧毁了中国以手工业、小农生产为主的经济体系，使中国(尤其是东北地区)逐渐成为日本原材料和燃料供应地，长三角成为了日本纺织企业最集中的地区。

　　反应型工业化进程

　　《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华开厂设矿的另一后果，是加快了长三角等地的反应型工业化进程。由于外资工厂采用机器生产方式，大批手工业被淘汰，同时也使部分手工作坊在这一时期不得不大量从国外引进新式机器和管理方式，实现了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厂的转变。另外，

二战前的30年是长三角地区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上海成为远东金融贸易中心。

　　在长三角，苏南民族资本除了分布在沪宁铁路沿线的苏州、无锡、常州外，还有大量分布在江阴、常熟、太仓、吴江等县区，仅江阴、常熟两地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规模较大的纺织、粮食加工厂就有几十家。其中，布厂常熟有20家、江阴有5家，纱厂常熟、江阴各1家，米厂常熟3家，油厂江阴1家。但苏南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的模式不同，农村的工业化是私人型工业化和内生型工业化，农村中的近代工业企业规模小，以本地市场为销售范围；同时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还未深入到农村的乡镇，因此苏南农村的工业企业得以幸存下来。由于生产装备的改变和新的管理手段的引进，苏南这一时期的农村手工作坊完成了向近代工业企业的转变，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苏南农村的民族资本以本地农产品为原料，生产的初级产品打进了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市场。另外，部分县城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工业城市。最典型的是，无锡由一般县城发展成为江苏第一大工业城市，有关资料显示，“到1936年，无锡的工业投资总额比1929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400余万元，江苏第一号工业城市的‘桂冠’也由南通转到了无锡”。据统计，1936年初，上海已登记的工厂为1235家，占全国已登记工厂的31.39%；资本额14846.4万元，占全国资本额的39.73%；工人为112030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1.7%。

　　长三角成为“重灾区”

　　长三角民族工业以纺织、面粉生产为主，而且这些企业与广大农村地区形成了稠密的原料供应及市场销售体系，使日本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中国国内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也使日资企业的在华地位颇为尴尬。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日本也遭受了沉重打击。为转嫁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事变，占领了资源丰富的东北三省。

　　而长三角是当时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中国经济仰仗于长三角，而且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日本企业最大的竞争对手。因此，为了在市场上扫清中国同业竞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深入长三角，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此后又不断制造事端骚扰沿海和沿江一些重要工业城市。在工业结构上，东南地区，尤其长三角一带与当时日本的工业结构类似。因此到了1937年下半年，长三角自然就成了“重灾区”。

　　1937年下半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从长江口南岸的吴淞口、白茆口(江苏常熟)进入长三角，随后占领当时的首都南京，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这期间，中国乃至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罕见的工厂大迁移开始了。据统计，1940年底，从沿海和长江中游西迁的工厂达到448家，尽管这些工厂数量不多，但规模较大。同时，长三角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攻击的重要目标，没有迁出的工厂要么被掠夺一空，要么毁于炮火；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打击中国的竞争对手，除了用炮火直接摧毁中国的工厂外，还对丝厂、蚕农等课以重税，禁止生丝出口，致使长三角、珠三角的一些工业一蹶不振。

　　1945年后，东迁企业回到长三角时已是面目全非。长期抗战，长三角地区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加上又成为了国共对峙区，上海已难以恢复昔日远东贸易金融中心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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