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误解与扭曲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商务周刊》：目前，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经成为朝野共识，但对什么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各方认识有着很大分歧：一些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不同程度地将“新型工业化道路”等同于重化工业。关于重化工业，目前有三个较有影响力的支持性观点。请吴老师逐个来谈一下您的看法。

　　其一是从经济发展理论上一些学者提出的观点。霍夫曼在1931年通过对20个国家的工业内部结构演变规律进行经验研究，提出了“霍夫曼定理”——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系数”(消费品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后期，资本品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会显著上升，这个预言又被后人演绎为“重化工业阶段”。一些学者因此指出，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快速工业化阶段，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这个阶段重工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经济重型化程度加强，那么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绕不过去的阶段。

　　吴敬琏：这个论点好像不大能够成立。霍夫曼根据工业化早期阶段“霍夫曼系数”不断下降的经验事实，推论出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将在工业中占支配地位的预言。但是由于当时服务业(第三产业)并未被承认为一个基本产业，在只有农业和工业这两个基本产业的分析框架下，资本品工业在工业中占支配地位，也就意味着资本品工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支配地位。霍夫曼的这个预言，后来被推演为“工业化后期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的所谓“霍夫曼定理”。其实，除了断然否认经济发展中存在这一“定理”的经济学家，即使赞成霍夫曼分析的经济学家，也只是说这是一个“经验定理”。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产业部门并不是工业，更不是重工业，而是服务业。所以后期工业化又被称作服务业-工业化。

　　和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相适应， 理论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早期增长的理论概括，是把投资作为增长的惟一源泉、认为投资率决定增长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虽然哈罗德-多马模型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中流行多年，但在1956—195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提出著名的“索洛置疑”、提出外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以后，至少理论经济学界普遍承认，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更加重要的源泉。以至多马在看到索洛的论文以后公开表示，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是正确的，他为自己的简单化处理感到内疚。

　　20世纪80年代以后，罗默、卢卡斯等的“新增长理论”更是纠正了索洛模型把技术变化当作外生给定的因素来处理的偏颇，把技术进步看作一个与系统本身的经济、社会、政治条件密切联系的内生变量。

　　在经济学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的21世纪，我们还把半个世纪以前的过时观点作为我们推动新型工业化建设的指导理论，这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显然是不合适的。

　　《商务周刊》：第二个支持发展重工业的观点是从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在国际经济链条中的竞争能力来讲的。一些学者和企业家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进占产业链的高端，就必须要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道路。在这种观点看来，无论是提升服务业比重，还是大力发展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暂时我们都不具备条件，重化工业才是现实的选择。

　　吴敬琏：向产业链的上下游高端延伸就实现了从早期增长到现代增长的转变。库兹涅兹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靠的不是投入资本，不是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不是一个工业化实现以后的事情，它是很早期就发生了的事情。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不但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去年我国服务业只占GDP的32%，全世界很少有服务业比重如此之低的国家。

　　有一种说法，认为经济发展的顺序应该是轻工业、重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服务业的大发展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了，20世纪早期在英国、美国，服务业的比重都占了GDP50%以上，我国资源禀赋的基本情况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显然应当尽量发展既是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产业为主要方向。

　　有一种理由，认为这样会造成产业空心化。空心化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从“物质生产体系”的观点出发的，凡不是物质生产就叫空心，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

　　《商务周刊》：但是目前进入重工业的许多都是民营企业，它们正面临产业升级，都把进入重化工业当作一个契机。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舆论观点认为，民企进军重化工业，是市场自发出现的，是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产业升级的必然，不是过去计划的结果。而且民营企业进入重化工业，有利于完善市场、打破国有垄断。如果人为干涉，就有可能犯过去计划思想的错误。所以尊重市场，就必须尊重这种自主投资。对这种观点，您又怎么看？

　　吴敬琏：首先要明确，我们这里讨论的，并不是我国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的问题，更不是私营企业能不能进入重化工业领域的问题。既然国有企业能搞重化工业，为什么私营企业就不能呢？我所反对的，只是某些人用许多重化工业项目都是企业投资来证明，依靠投资和发展重化工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旧式工业化道路是符合市场自主配置资源的结果。民营企业进入重化工业，我们要问它的资金是哪来的，如果它是自己的或是按照市场价格即均衡利率融来的资，我认为政府不要去干预，在污染方面做好环境评估就是了，谁愿意干谁干，但亏了本要自己想办法，政府不能帮。但事实并非如此。像去年的铁本，我认为对它的处理是不对的，但铁本并不是它自己的钱，它是个政府的项目。政府现在还是可以指挥银行，银行就给他贷款。

　　在这种制度扭曲之下，不仅资金优惠，而且电价优惠，所以大量出口电解铝和硅铁，它表现得好像赚钱，其实是我们国民财富的损失。根据我们的计算，去年出口铝不但没有赚钱，还亏损了100亿元人民币以上。你土地不算钱，用电给优惠电价，看起来好像赚了，其实并没有赚，国民财富反而越来越少，它也不可能长期持续。我们这么缺电的国家，电价那么低，这完全是因为过去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的价格扭曲，如果回到市场定价，电价、土地、资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格，那些现在赚钱的重化工业企业又会有多少是亏损的呢？

　　上万亿的不良资产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看起来每个企业都赚了钱了，最后银行亏了，银行亏了最后还是由政府拿钱，政府是谁的？还是我们大家的，就转了这么个圈。有些企业家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我们要替他们讲话，但他们自己也要想一想，你拿了很多政府的优惠赚了这么点钱，这不是你的本事，一个国家也不能靠这个办法富起来。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没有创造财富，只是从别处拉财富撑这个门面。所以这是两个事情，民营企业自主投资重工业，政府当然不应该去干预，但前提是他是真正的自主投资。

　　《商务周刊》：您认为，所谓“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新”和这个“工业化”应该怎样理解？十六大报告中的阐述是“要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我们应该如何领会这一阐述？“新”应该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核心是什么？动力源泉来自哪里？

　　吴敬琏：在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增长主要并不是靠投资拉动、而是靠效率提高实现的。而我们总结效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是三个方面，第一是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第二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第三是把后工业化时代的信息技术运用到工业化(当然是广义的工业化)过程中，叫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第一个方面，在现代经济增长之前的时期，技术进步主要靠工匠们的经验积累。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由于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的制度化，大大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造热情和企业在生产中运用新技术的积极性，新工艺、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源源不断产生并且得到广泛运用，技术进步加速进行。

　　第二，服务业在19和20世纪之交异军突起，很快超越工业成为主导产业。从当代重要的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工业化后期的英国和美国，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主导产业，并不像霍夫曼预言的那样是资本品工业(或重工业)，而是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其他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进行产前、产中和产后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制造业效率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制造业的一项革命性变化是它与服务业相互融合(一体化)，所以后期工业化又称为“服务业-工业化”(Service-Industrialization)。

　　更重要的是，20世纪末理论经济学的新发展为观察服务业的作用提供了新维度。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根据自己的假设前提，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成本”的概念。20世纪最后20—30年的经济学突破使我们懂得，总成本是由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的，而且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成本所占比重愈来愈大。而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交易成本，对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先进国家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化成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新源泉。信息化在发达国家是后工业化时代的现象，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但既然现代信息技术已经作为一种成熟技术广泛运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后发国家当然也完全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运用这些技术来提高效率，用信息化来加快我们的工业化。

　　在我看来，“新型工业化道路”所说的“新”具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相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后主要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投入的早期工业化模式而言的。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现代经济增长相对于传统增长模式已经是“新型”的了。第二重含义的“新”，则是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指的是信息技术逐渐成为引领经济发展、改变世界面貌的主要角色。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来说，“新”就新在恰当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加快第一重意义的“新型工业化”。

　　《商务周刊》：我们的记者到浙江、广东的调查采访，确实看到了很多让人忧心的事实。今天中国的制造业能力，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及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而且现在又面临层出不穷的贸易壁垒和损害。但企业主对如何改变这一路径依赖普遍感到迷茫。在旧的增长模式与新的发展模式之间，是否能有某种桥梁？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对“比较优势”和FDI都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如何能既保持对廉价劳动力的使用，又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吴敬琏：这个所谓产业升级并非是一个跳跃式的升级。比如说，科技进步使得企业里边有它自己的研究机构、研发组织，研发组织本身的性质是服务业。还有就是品牌营销，在企业中它的分量越大，所创造的附加值就越高。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由于技术力量不足，本地市场又过于狭小，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从OEM到ODM，再到OBM的渐进升级策略，但也有少量企业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自主开发和自有品牌营销的路径。大陆的情况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预期有更多的企业能够缩短这一升级的进程。不是我们所有的企业都只能卖苦力，而是我们这个制度环境和提倡的方向不鼓励他们去做这些费劲的事，而是形成一个习惯，即靠原材料加工、劳动力成本优势，低价做点装配来赚钱。

　　也有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努力而且取得了成功，比如深圳的华为、中兴，自主研发做得都不错。我曾跟深圳市的市长谈过，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们还是努力地支持华为、中兴，让他们能够发展起来，确实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有人说不行，你看台湾地区的企业就做不起来。但台湾跟我们大陆条件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内部市场，在内部市场上先把品牌做出来然后打出去，应该说还是很有可能的。比如宏基当年跑到美国去打市场，很艰苦地打了10年，花了几十亿美元，还是没有成功。而从宏基分拆出来的明基，就是依托大陆市场，三年就把品牌做出来了，所以不是完全不可以。

　　这是产前的服务业，产中、产后的服务业也大有可为。比如产中的供应链管理我们大多数企业还是很弱的，应该向香港企业学习，香港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相当不错。产后服务包括品牌营销、金融等，我们也都很差。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居然落后到这种程度，我们就是卖硬苦力的。这其中重要的还是制度原因，比如汽车业如果早一点放开的话，不会是现在这个局面。我看你们这两年报道了奇瑞、吉利，不仅在国内发展很快，而且进入国际市场，都是靠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所以产业升级其实也不是高不可攀，要努力去做，有像李书福这种“疯子”。

　　《商务周刊》：您怎么看比较优势？

　　吴敬琏：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便宜。要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就得靠加工和装配。这种说法只是从静态看的。事实上，比较优势有浅层比较优势和深层比较优势之分。浅层的比较优势就是说在其他方面不做任何努力它就可以开发使用，比如廉价劳动力；而深层的比较优势则需要其他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制度。比如说中国人心灵手巧，很有创造性，但这个特点如果没有一定的制度，就发挥不出来。

　　《商务周刊》：中国的汽车产业就有这方面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三大汽车集团不断地说中国汽车产业不具备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的能力，但奇瑞就是能在几年时间里不断推出适合市场的新车型。他们的技术设计力量其实有很多都是从三大汽车集团来的，其中的一个团队原来是二汽的技术工程师，设计开发了爱丽舍，但二汽怕影响销售，说是法国人设计的，不承认他们的劳动价值。

　　吴敬琏：这就是因为没有一套激励制度，中国人聪明才智就出不来。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确实存在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偏低的缺点，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全然没有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经过多年建设，中国已经拥有运用和自主开发20世纪后期技术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我国劳动者受过较好训练，也更加富有纪律性和创新精神；而且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其中能够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绝对量也不在少数。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环境和旧的增长模式下，那些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和个人的潜力没有得到正常发挥。还有，中国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如果没有那种制度环境，还基本上是由政府掌控经济，他们的经营才能也出不来。很多浙江商人文化水平并不算高，也不能说那边制度环境好得不得了，但至少政府不打压，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就发挥出来了，创造出了举国称羡的奇迹。在用投资拉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增长导向下，一些政府官员把稀缺资源投向从社会观点看效率低下的产业部门。这种“扬短避长”的资源误配置必然造成整体经济效率下降。

　　《商务周刊》：其实我们讲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制度问题，您主编的《比较》上提及过日本经济学家吉富胜去年发表的一个题为《中国要吸取亚洲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演讲。他认为，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体制特征是，它能充分利用东亚的高储蓄率和人力资本水平深厚这些禀赋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个体制的缺陷是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或制度的基础设施，抵御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的风险。因此他认为，东亚经济的软肋在于“制度缺口”。他的这个观点对中国现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有什么样的启发？

　　吴敬琏：刚才我们总结的现代经济增长中提高效率的三个方面，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但这三个方面我们用得不够好，效率低下的原因，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也就是制度缺陷造成的问题。

　　为什么19世纪末期以后，基于科学的技术获得了广泛运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激励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机制的制度化。对科学激励最重要的制度就是优先权，由科学家的自治组织制订一整套的学术规范，筛选出在科学发明上有优先权的人物，然后给予奖励。而对技术创新主要的激励机制就是商业利益，当技术发明能够取得市场化成功，发明者就取得丰厚的报酬，这种丰厚的报酬对技术人员来说必须是给他以看得见的利益。有了这么一套制度，科学的进步、技术的生产应用才有可能加快，这一套制度现在我们基本没有建立起来，过去是用一个行政的办法，一切都官本位化，现在又加上市场力量，但这两种力量搅在一块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关键就在于缺乏制度性的激励和约束。

　　关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障碍，陈志武教授写过一篇《中国人为什么只有卖硬苦力》，他认为，关键就在于物质生产对于制度的依赖性不那么强，而服务业对制度的依赖性就非常强，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所以服务业发展不起来。

　　在信息化方面，我们的信息化建设现在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是认识上的扭曲，还是在用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去看信息产业，一说信息产业就是硬件制造，甚至有人把信息产业看成重工业。信息化最主要的部分是服务业，从价值构成也可以看出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中软件和服务一般占70%以上，硬件占20%多，我们是倒过来了，基本上是硬件，然后才是软件，服务就更差了。我们信息产业一讲起来就讲它的产值，这个产值基本上指的是硬件部分，而不是考虑它提升信息服务使得其他部门的效率提高。

　　比如供应链管理，如果没有完整的信息系统供应链管理根本是不可能的。冯国经曾经讲过它的利丰集团在全世界的供应链：做一件衬衫，在什么地方布的性价比最高，在那里买了布，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后处理，然后在什么时间到达成衣厂，同时纽扣又从另外一个国家也到了这个地方，加工工序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效率最高，所以最后就创造很高的价值。这个价值链里，按冯国经所说，只有1/4是加工价值，3/4是流通环节创造的价值。现代制造业是服务业和制造业一体化的东西，我们现在却常常忘掉了这个。沈阳20多年前就提出要把它变成装备工业的基地，但弄来弄去就是和铁砣子打交道。

　　要提高经济效率，除了技术进步，还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人本来应该最注重教育，但是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教育很成问题，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都是制度问题。

　　这是从促进这些能够提高效率的产业来说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为什么重化工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那也是因为制度扭曲。第一个扭曲是政府配置土地、信贷等要素资源的权力太大，这是要素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在市场中政府角色和评价标准的扭曲，GDP增长变成政绩的主要指标；第三是财税制度的扭曲，就是生产型增值税这套制度存在问题；第四个扭曲是价格扭曲，价格没有放开，而且又人为地规定了低价，所有的要素都是低价的，各级政府好像要努力把要素的价格压低，这就鼓励了那些没有效率的产业发展得很快，其实对国民财富增长是负面影响。现在这些扭曲在几个产业已经很清楚了，恐怕还会有新的继续爆出来，比如钢铁我就很担心，中国的几大钢厂产品质量都达标以后，将会造成全世界抵制中国钢铁倾销。

　　《商务周刊》：您总结的这四大扭曲，说到底都是市场不健全、政府边界不清晰，有时候缺位，有时候失位。目前依靠投资拉动的重工业化进程中，就像去年的“铁本事件”一样，政府的角色不容忽视。很多人在为“铁本”鸣不平，但其实政府也有他的道理。虽然政府和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参与土地、贷款等要素资源配置，有寻租的灰色激励，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干部考核、政绩评定的标准仍然是地方经济水平和财政状况，尤其是地方财政税收，自1994年分税制以来，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要税种在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分成的财税分配结构，以及中国财政联邦制下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让地方政府自然而然地重工业、轻服务，尤其热衷发展重化工业，这是经济理性使然。这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要改变政府之手的倾向性指挥，我们相关的制度与政策安排需要怎样的改变？

　　吴敬琏：你所说的“经济理性”，大概指的是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要讲“经济理性”，不能不注意，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经济理性” 会把人引向不同的方向。从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分析，现在可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现在我们在跟印度做比较，前一阵我们开了一次中国和印度比较的会，发现中国财政收入太分散，事权也太分散。比如九年义务教育，这种钱应该是由国家来办，现在事权方面要求下面做的事太多，又没有给他们安排足够的资金，所以就有问题。有些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事情恐怕还是由中央来做更好一些。

　　除了这样一个财政权划分的问题，还有就是各级政府受谁监督的问题。你说地方政府没有钱吧，修办公楼简直无法想像，不但一个政府修豪华办公楼，它六套班子都要有。政府变成了社会整个的首脑，各级政府都是这样，有人说这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体制上的不顺。比如“铁本”事件，好像不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事情是怎么造成的呢？首先，戴老板是很冤枉的，如果不是地方政府要他办，他也不想办这么大，他也没有能力办这么大。所以对待这个问题，中央政府的首要责任是没有把这个体制弄好，或者说发生问题以后应该用

宏观调控的办法。所谓宏观调控，应该是用总量调控的办法，比如说加息和推进

银行改革，这两条一上去，过度投资自然无利可图，你让他办他都不愿意办了。而简单地由政府筛选，用行政命令关停并转，结果也许是解决了一个扭曲，却产生了更多的扭曲。对铁本的处理我个人也认为有不公平的地方，这个不公平的根在什么地方？如果不能把根找出来加以解决的话，恐怕不能解决多少问题，只能互相埋怨，于事无补。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问题理清楚，从根上理出一个头绪。把各种制度扭曲都取消以后，可能铁本根本就不该上，也可能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就应该他上，这可以由戴老板自己去决定，同时也要为自己的决定承担盈亏责任。

　　现在这个扭曲还是在那些制度不顺的地方发生。比如

首钢搬迁，就至少有三个问题，首先没有总结经验，为什么从一个小的炼铁所发展到这么大，现在又把它砸掉，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第二就是这几年为什么唐山搞了这么多小炉子，原因在哪里？现在又要把那些100万吨以下的小炉子砸了，为什么让它们发展起来呢？这都算了GDP增长；第三，这次搬迁我听说还把一个轧钢厂留在北京了，从经济效益上讲不应该留在北京，钢坯还要从河北运来，那么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就因为存在这种地区行政主导，就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种问题在环渤海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两个地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行政区之间的矛盾也不断，但相对好的地方在于这两个地区都是民营经济为主，民营经济把行政区划给冲破了。我们这个环渤海地区两市一省都是国有经济为主的，政府还是力求要在自己管的范围内把好处都弄到自己这边来，所以行政力量箍得很紧，条块分割冲不破。

　　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的转变，走一条新型的、节约资源的工业化道路。为此，我们必须要加快改革，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在这方面，要矫正由于政府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