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和要素红利渐渐耗尽 政府推手长三角转型

　　本报记者 周 扬

　　浙江、上海报道

　　嘉善县委副书记姚高员这两天正收拾行囊准备飞往瑞典，他和浙江省其他25个县处级干部要一起到瑞典培训。此外，还有24个官员要飞往美国。“省委组织我们出国学习经济转 型和公共管理。”姚告诉记者。

　　如此大规模的全省官员培训在浙江已经是第三期，“经济在转型，增长方式要转变，官员也必须换换脑子，”在姚看来，原有的知识结构有点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

　　上半年江浙沪三地的五大核心经济指标增速回落，有的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年来，作为中国经济领头雁的长三角地区首次出现经济增长趋缓现象。

　　三省市官员在焦虑的同时，也在思忖对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各级各地政府会议的关键词，“关键是怎么转变？往什么方向转变？”姚高员说。

　　“制度”和“要素” 红利消耗殆尽？

　　官员们的焦虑，来自上半年不乐观的数据。

　　江浙沪三地统计局出炉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都措辞委婉地列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核心经济指标增幅回落明显。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607.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5.1%，增幅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签订合同项目1909项，比去年同期下降16.9%，全市实到投资资金38.72亿美元，仅比去年同期增长0.8%，增幅同比下降14.2个百分点。

　　浙江省的非公经济增长陷入颓势，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增长1.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9.3个百分点。除了全社会投资增幅跌入一位数以外，非国有投资出现了近年来未有的比重下降趋势，上半年所占比重为65.5%，比去年同期下降1.4个百分点，投资金额仅增长6.4%，增幅同比回落21.6个百分点。

　　江苏的开放型经济也“面临挑战”，江苏省统计局的报告分析，上半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566个，同比下降11.9%，合同项目是实际利用外资的先导性指标，增长率继续走低，将会导致今后实际投资金额下降。江苏企业的亏损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达87.55亿元，同比增长31.8%，提高10.4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尤其是国控大型企业亏损额增幅达78.2%。

　　宏观调控的影响固然不可忽视，但长三角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增长方式的隐忧已然凸显。

　　华东师范大学远东金融学院院长潘英丽认为：以往的经济增长，从需求角度主要靠投资拉动，从供给看主要靠要素投入拉动，这就导致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为一味投资既消耗当前的资源，又容易引起生产性过剩的危机；而越来越多的要素投入，既会带来资源的压力，也会带来通货膨胀，导致经济滞涨。

　　杭州市发改委宏观体制处副处长马建华认为，除了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外，制度创新、要素供给和技术进步始终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

　　近十年来，长三角经济发展保持高速的增长势头，主要得益于“制度红利”和“要素红利”。在技术进步缓慢阶段，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上海“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动力十分明显。被体制改革释放的生产力享受着低廉的要素，即全社会补贴工业化的“优厚待遇”，但在长三角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忽视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致使环境污染、资源紧张、空间狭窄等问题不断显现，呈现出“以资源换增长”的特征。

　　“当既有的制度红利和要素红利消耗殆尽之时，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整体趋缓也就成为必然。”在马建华看来，这是长三角身为中国经济领头雁必上的一课，也是后发省市相继要面临的问题。

　　企业赶考 “剩”者为王

　　长三角经济增长趋缓，当地企业冷暖先知。

　　宁波太平鸟集团是浙江服装制造业的典型代表，贸易摩擦、原材料涨价、信贷紧缩、劳动力短缺等种种症状，在太平鸟身上一并呈现。

　　在该集团副总裁车小方看来，可称得上现代企业的浙江民企少得可怜，大部分是“游击队”。车小方说，“大型的中央国有企业才是‘正规军’，有垄断资源、技术设备基础、人才。正规军以前在睡觉。”车小方同时把外资比喻成“雇佣军”，“游击队需要整合才能和装备精良的正规军、雇佣军抗衡。”

　　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像太平鸟集团这样的浙江的民企，到现在还不能适应。自备发电和员工短缺使得生产成本上升了15%，像服装生产这种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制约相当明显。出口量严重下滑，银行贷款难度增加，库存开始积压，“服装生产的利润下降比较严重，” “游击队”开始左支右绌。

　　浙江民企要挺过这个阶段，才能“剩”者为王。

　　但对民营企业来说，“发力”的成本：引进人才、提升管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等谁都会说，做起来又谈何容易。

　　在经济转型的关口，政府给的东西要变，“浙江财政底子厚，完全有财力鼓励企业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里走出来。”车小方认为，“在企业提升产业结构方面，政府甚至可以划一条指标，督促企业完成，并设定相关的基金奖励。”

　　不过，政府在引导民企转向的同时，应当让他们放开手脚。在浙江经济学院教授张旭昆看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向要经过重化工阶段，由于非公经济进入上游产业(如能源、电力、基础材料等等)时还面临许多行政性门槛，这就导致下游产业的过度竞争和上游产业的投资不足。”

　　结果是“浙江民间资金的去向成了问题。要么向房地产领域走，要么炒煤炒油，要么外流到其他省份复制下游的低端产业。转型显得尤为艰难”。张旭昆说。

　　政府推手的“得”与“失”

　　24个被派往瑞典的浙江官员就要去学习他国的转型经验。

　　姚高员在出发前先做了一些功课：20世纪70年代末期，瑞典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连续出现制造业成本上升、物价上涨、财政赤字的局面，和长三角的今天颇为相似。瑞典选择了自己的解决之道：政府主导整合产业链，剥离次优生产环节，将资本、技术、人力资源集中在核心高精尖业务的发展上，最终为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

　　张旭昆教授举了新加坡的例子，新加坡政府1979年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发生有效转变，资本、技术密集的电子电器、石油加工、机械制造成为制造业的三大主导部门。同时，金融服务、交通运输以及通讯等第三产业也有了很大发展。“这里有一个10年的过程。”

　　在政府一贯强势的江苏与上海，转型的策略在逐渐形成。

　　7月19日，在江苏省发展服务业座谈会上，省长梁保华这样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目前江苏已进入工业化转型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动并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上海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两个优先”战略正稳步推进。6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获得国务院批准。单靠体制内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已经后继乏力，上海开始进一步拓展体制创新。

　　据浙江省政府一位官员透露，浙江省打算效法浦东——研究将杭州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并上报国务院，“省委书记和省长已经多次批示，要求尽快拿出方案。”

　　在面临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上，浙江一方面研究引进外来人才，另一方面已经有了改善教育、标本兼治的设想。据长期研究浙江经济的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盛世豪透露，在“十一五”规划的研讨会上，有专家提出在浙江财力充裕的情况下，改九年制义务教育为十二年，并且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广。这个设想有可能在浙江省“十一五”规划中有所体现。“依靠人力资本的发展促进转型才是长远之策。”

　　马建华则认为，今后一段时期，浙江将面临经济增长“体制红利”尚未完全消化、“要素红利”却长期短缺的状况。从地方政府的改革角度来说，凡是涉及利益分配与再分配、资源配置与再配置的体制本身，以及支配上述行为的主体，今后都是改革的对象。

　　但张旭昆教授也提醒，政府干预过多不一定是好事，“产业转型和生产方式转型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好是依靠价格指挥棒去引导企业。切忌大包大揽，一厢情愿地为民营企业规定产业转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