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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享华 发自上海
在长三角地区，最近的一组数据引起较高关注——本报8月12日A5版报道：上半年，在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方面，上海、浙江、江苏三地分别以5361元、4279元、2830元，排名全国第一、四、五位。
昨天，上海市统计局又传来消息：上半年，上海市农村居民家庭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5.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万人，增幅达22.2%，就业形势好于去年。而江苏省有关方面的调查表明，上半年该省新转移农村劳动力39.81万人，新增劳务输出30.89万人，分别较年初增长2.69%和4.42%。在浙江，2004年农村非农劳动力的比例上升到63.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二十个百分点。
有关专家指出，加快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提高工资性收入，是长三角地区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推动因素。
政府、市场各显其能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工资性收入，已成为上海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上海市统计局程英表示。
今年上半年，上海农村新增非农就业人员在各行业中的就业分布较前两年有所不同，原来排位靠后的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分别跃居第二、三位。按行业分，新增非农就业人员居前三位的行业依次为：制造业(51.7%)、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5.9%)、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7.6%)。对于后两者，政府的推动作用尤其明显。
上海市统计局徐节玉分析认为，上海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变化，主要是各区县政府有针对性地在社区管理、公共服务、市政建设等公益性工作上挖潜，如保洁、保安、林业养护、交通协管等。这些岗位基本上都有800~1200元的月收入。对于已经有住所的上海本地人而言，非制度性的障碍并不明显，竞争上述岗位也就较外地农民更有优势。
与上海的政府主导型不同，浙江的非农就业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政府并不能起主导作用，主要还应该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浙江大学农村与发展研究中心林坚教授表示。
林坚正在承担一项国家社科课题，主要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他认为现阶段农民的分化非常明显，“农民”的身份已经有了更多内涵。他们既可以继续从事规模化的农业，也可以成为工厂职工或者民企老板，比方浙江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民，就主要从事制造业的工作。
“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仅是一个就业问题，还是农村城市化的一个过程，它更多的承载了社会身份的转变。也因此，这个过程是相对漫长的。”林坚说。
林坚认为，浙江兴盛的中小企业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空间，“块状经济”使得大部分浙江农民在本地都可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浙江并不丰富的耕地也开始成为外省农民向往的风水宝地。
据林坚介绍，浙江农民也有到外地工作的，但多数并不是纯粹的出卖劳动力，而是携带资本前往。他们其中就有一部分到黑龙江开发农业，因为那儿的土地资源较为丰富，适合规模化运作。
江苏省统计局蒋书明则表示，江苏省上半年非农就业在省内市场上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因为在全省730.09万人劳务输出中，其中输向省内的有436.38万人，占59.77%；而向省外和境外劳动力输出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江苏全省还有近56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所以除了省内市场，他们依然希望进一步拓展省外和境外市场。
新老矛盾交织
在长三角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同时，各种矛盾也日见明显。
以上海为例，2005年，郊区每年适龄就业人口净增近10万人，而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无法满足。此外，上海郊区的外来从业人口超过200万人，部分乡镇外来人口甚至已超过当地人口数。程英表示，由于外来劳动力吃苦耐劳、工资水平不高等因素，他们在与本地农村劳动力的竞争中占有先机，加剧了本市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
在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的。但浙江欠发达县(市)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区位条件差，本身的民营经济就不发达，又难以通过吸收外界的资金来加快发展，加上农村人口又相对较多，故转移难度较大。
江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凸显出区域的不平衡性。苏南已成为吸纳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在上半年江苏新增输向省内市场的23.28万人中，其中14.75万人被苏南地区所吸纳，占63.36%。蒋书明认为，江苏南北的协作机制和基础均不够稳定，行政推动色彩较为浓厚，因此需要大力促进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建立。
林坚认为，长三角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取决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因为地缘上和血缘上的熟悉，大部分农民倾向于就近转移，但随着劳动力市场日趋专业化、技能化，农民的自身技能素质、年龄性别结构、文化层次已很难满足。长三角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地域歧视，但是技术性的要求还是很高。为此，政府需要在农村劳动力的社会保障以及就业指导、培训和监督上多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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